“多数人在混饭吃”
南都周刊：在文工团期间，怎么成为记者的？
戴煌：演戏唱歌我也参加了。但是我不是喜欢写文章吗，打下淮阴了，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战士和群众》，当年就被苏北报纸评为“九一记者节的好稿”，那时候记者节是9月1号，现在变成11月了，那时我17岁。
后来，文工团按个人爱好分成4个组，包括音乐组、美术组、戏剧组、写作组，我是写作组组长，那时候我18岁。后来又要成立各个分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我被提名为盐阜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理事。
1947年，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就把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去了。一起调了3名记者。进入射阳县文工团是1944年，进新华社是1947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从射阳县文工团，到苏北文工团，到新华社，经过了这几个阶段。到新华社，我又先后去了越南、朝鲜等地采访报道。从国内到国外，现在记得的有三四十回，经历枪林弹雨啊。
南都周刊：1957年，你被打成了右派。
戴煌：当时，因为我说的那句“反对神话和特权”，让我去北大荒劳改，回来后在新华社做资料工作，不当记者了。后来又说我坚持反动思想，1964年又把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很多干部去五七干校，又把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的右派分子，押送到山西去劳改。
直到1978年，我被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但这不叫“平反”，而是“改正”，没有赔偿。牢是白坐了。像我这样受苦，要补我几百万才对啊。国庆节过了后，我就重新跨进新华社的大门。
直到1990年最后一天退休，我在新华社干到将近63岁。
南都周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退休？
戴煌：我告诉你吧，本来新华社是叫我们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的。以前有人延长到了70多岁才退休。62岁退休也无所谓，但是，按照中央的规定，在我退休以前，单位一定要通知到我本人，而且要问问我有意见没有。但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人写了个离休报告，把我们这些人的关系打到老干部局去了。
隔了几个月，老干部局打电话给我说，老戴呀，你已经离休了呀。我一愣。当时我还在单位上着班呢。
南都周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戴煌：我这个人比较刺头嘛。
对穆青，我就看不起。焦裕禄的报道本来是周原写的，他们后来补充采访，对周原的稿子只改动了几个字，然后穆青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了上去。我很看不惯。后来他还向北京日报女记者说这个文章是他穆青写的。
退休前，我有一个稿子，写的是一机部副部长沈鸿。穆青把我的稿子拿去了，但他迟迟不表态。大概想在上面加他的名字吧。我很不客气地把稿子要回来了。
后来郭超人当新华社副社长了。他去过我家里几回。他劝我说，老戴呀，你得多到后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里跑一跑。我才不去呢。
穆青和李普后来住在同一层楼里，他们一个在这边儿，一个在那边儿，挨着。李普和我关系很好，我经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里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里，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谈些什么。
我这一辈子啊，就这个脾气，看不惯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南都周刊：作为一名老记者，你评价下当下媒体？
戴煌：我觉得，媒体应该主持正义，应该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讲真话，应该把个人利益摆在次要位置，要有革命的勇气。
现在的媒体啊，虽然并非全部是官办，但它要维持生存啊，即便它心里不服气，表面上要装作服气的样子啊。现在的媒体人啊，很复杂，有好的，有胆识，但为数不多，多数人是在混饭吃，在看着上面人的脸色办事。
南都周刊：回过头来看，在新华社待了这么多年，你对这个机构有哪些自己的认识？
戴煌：1949以前，新华社是很好的，它讲真话；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国庆十周年时，新华社居然还在那里宣传全国大丰收。
2010年5月，胡耀邦时代最后一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去世了。新京报关于朱厚泽的历史和为人，登了一整版的内容。新华社呢，它只发了两三行字的小消息，连朱厚泽曾经当过中宣部部长这回事都不提。这是偶然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