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李立三以极“左”狂热筹划全国暴动时，王明写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反对，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态度。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使他由普通党员一举跃为中央最高领导，成为外国人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极不正常现象。
六届四中全会后，向忠发名义上还是总书记，遭到批判的周恩来仍主持日常工作，跃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则以国际支持代言人自居，实际掌握了中央实权。他把自己所写的《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作为纲领，并派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志同道合者来“改造”各地党组织，推行更“左”的路线。
补白：
害怕危险避居苏联 以此借口推卸责任
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的，说明斯大林等人已对向忠发等“工人领袖”失望，想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生来取而代之。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受到大搜捕，王明吓得躲进一个尼姑庵内，偶尔出门也要四名特科人员保卫。接着，他又花了大量党的经费包下疗养院一层，但他仍然感到不安全。9月间，他借口需要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离开了上海。临行前，他提出要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人当领导，于是让自己年轻的同学博古代理了中央负责人。
躲到莫斯科的王明，被斯大林等人看成是最得力干部，同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一同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四名中共委员。在米夫失势后，他负责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主管亚洲各国的共产党。他不顾各国实际，把苏联模式当成惟一正确的道路推行于各国，对国内的指令也都服从莫斯科的需要。
后来在延安清算“左”的路线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失败时，王明便声称自己当时在苏联，根本没有去过苏区，对此不能负责。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本人虽到了苏联，但国内那种极“左”的理论还是由他提出的，组织人事安排也是他留下的，仍然有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的责任，因此称为“王明路线”。
传达斯大林指示 摆钦差大臣派头
1937年11月，王明乘苏联飞机在延安降落，摆出一副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派头，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全党工作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服从国民党。随后他到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同延安俨然形成对立，甚至狂妄地要求留延的毛泽东、张闻天不能再以中央自居。
无情的事实很快证明王明的方针是错误的，蒋介石对他根本看不起，轻蔑地拒绝其各种建议。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只侧重于抓抗战宣传，失去了掌握和发展武装的机会。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八路军则在华北有了大发展。由于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反映了王明的错误，斯大林也不得不尊重中国的实际。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向准备回国的王稼祥说明，要求全党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全党无疑义拥戴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也不得不说“大家应像众星捧月般地团结在毛的周围”。此后，王明留在延安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等职，又拿出擅长吹拍的手法，在1940年提出要大力“学习毛泽东”。
1941年1月，蒋介石下令实行了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这一惨痛教训证明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何等不切实际！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重要。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党内整风的要求，在回顾党史时不可避免地要总结王明的“左”的错误，这个自吹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便在整风中成了批判对象。
补白：
讲演喜欢搬书陪衬 唬住不少工农学生
提到王明，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大都印象深刻。他刚从莫斯科回国时愿意出头露面，曾在延安被称为口才超群的讲演家。此人身高不过1．5米，在中央领导人中个子最矮，体形却稍胖。可能出于长期在苏联吃洋面包，没有经历过战争和农村斗争，他的皮肤保养得极好，更有一双深闺女子般的嫩手，使与他握手的工农干部往往都感到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