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本文摘自《文人的骨气和底气》 作者：王家声主编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人是有诺贝尔奖情结的。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对于这个奖及本国文学却有着清醒、理智的认识。
早在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就和鲁迅的北大老同事刘半农商量，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并通过鲁迅的老朋友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本人的意见。鲁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在今天的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样的好事求之不得，鲁迅为什么要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自己有着怎样的解释？
鲁迅当时的写作状态和生活状态
先看看鲁迅走过的道路。他当年在日本的学业没有完成便踏上文学之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和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办文学刊物。有个同学叫蒋抑卮，家里是开绸庄的，祖籍绍兴，与鲁迅私交很好，赞助了印刷费两百元。但鲁迅在日本最初的文学活动，毫无反响，杂志没办成，翻译的小说印出来卖不动。出师不利，使鲁迅认识到不可能靠文学吃饭。
回国之后，理智的鲁迅当然没有选择文学道路，而是在杭州、绍兴教书育人，养家糊口。人首先要吃饭，钱是重要的，这一点他一生都很清楚。辛亥革命后，欣赏他的同乡前辈蔡元培做了教育部部长，经好朋友许寿裳推荐，鲁迅有机会到教育部工作。从1912年到1926年的14年间，鲁迅的职业身份都是教育部的公务员，写作是业余的，主要是晚上的事。鲁迅在文学道路上的转机出现于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写白话小说他不是第一人，但是他的这一篇石破天惊，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胡适出名时不过二十几岁，而这一年的鲁迅，已经38岁了。其实1918年以前，鲁迅的生活是比较灰暗、孤独的，他自己说抄古书、古碑，似乎是看破了红尘。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是没有稿费的，这是个同人刊物，大家都是义务写稿。所以鲁迅早期不是靠写作吃饭的，他的收入来自教育部的工资和兼职讲课费。鲁迅依靠文学写作获得生活保障是从1923年以后才变成可能的，不过那时他依然没有想过放弃职业，专心从事写作。1926年7月离开北京南下，他先是到厦门大学做教授，半年后到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不到半年，又放弃了这份有500大洋一个月的职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7500元人民币）。
离开大学的岗位，47岁的鲁迅面临新的选择。从1927年10月到达上海，直到1936年10月去世，这生命中最后的9年他做了一个正式的自由撰稿人。鲁迅靠写作过上了小康生活，看得起电影、上得起饭馆、吃得起药，还能经常接济一些文学青年。
鲁迅一生大约在103种报刊上发表了742篇文章。进入1934年，鲁迅已出版的著作全部成了禁书，他经常投稿的《申报？自由谈》先后两任编辑黎烈文、张梓生被迫离开，其他几个常往来的报刊也被查封。11月，《申报》老板史量才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12月，他有点悲凉地在一封信中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否则鲁迅怎么生活下来？
国民党不断查禁鲁迅的书、查禁他编的刊物是事实，但是效果很不好，因为国民党没有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上海还有外国租界，那些“诋毁党国”、“诱惑青年”的书刊，可以在租界书店里堂皇出售。举个例子，1933年，“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刊都不敢说这件事，鲁迅愤怒地写下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的编辑施蛰存回忆说，这篇文章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都不敢用，这枚“炸弹”转到他手里，他也有点犹豫，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考虑了两三天，最后决定：“上！”理由有两点：第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第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算不上什么大罪。
“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租界实际上提供了一把文化保护伞。鲁迅住在租界，个人安全基本没有问题。况且，国民党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人在性格、人品、思想上也有差异，鲁迅的同乡中就有一直爱护他的人，如蔡元培、陈布雷、邵力子等，这些人都是身居高位并有发言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