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左翼文学走红之后，杂志只要登鲁迅的文章，销路就有了保险，只要有两种鲁迅的书，开起书店来就可以发达。碰上有些作品书店不敢出，鲁迅还可以自己印刷出版，随便编一个出版社的名字（比如“三闲书屋”之类）。
1932年冬天，鲁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号称上海“文化街”的四马路上，集中着大大小小的书店，国民党特务看到许多书店里摆的都是左翼的书刊，读者买的也多是这一类书和杂志，而他们经营的书店门可罗雀。他们把左翼书刊卖得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抓了起来，审问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刊？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刊？书店老板回答：“我们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算盘”这两个字，鲁迅是用很浓重的绍兴口音讲的，在座的多数是北方人，没有听懂，几个南方人则会心地笑了。鲁迅又把这几句话重复了一遍，他在用普通话讲的同时，还伸出左手掌，右手的指头在掌心上作拨打算盘珠子的样子。这一下，在场的人都明白过来了，哄堂大笑。
鲁迅其实不主张赤膊上阵和国民党拼命。他主张打“壕沟战”，认为“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复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在他眼中，用真姓名无异是“无谋之勇”。他自有与国民党检查官玩游戏的手法。
办的刊物往往出一期就被禁了，怎么办？换一个名称再出版。比如《萌芽》不行了，改名《新地》再办，《前哨》不行了，改名《文学导报》继续，《拓荒者》不行了，改名《海燕》当然，这些刊物最后都没能逃脱查封、停刊的命运。还有一个手法就是他津津乐道的“笔名”战术，有人统计过，鲁迅一生至少用过130个以上的笔名，其中光是在《申报？自由谈》就用过41个。他自己说过，不断地变换让人防不胜防的笔名，就是为了和检查官们打一仗。胡适却主张“真姓名，负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晚年鲁迅大受左翼青年的欢迎。他曾经向往苏联，苏联也曾请他去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进步作家大会，他没有去。1932年冬天，鲁迅谈及此事时说，能够去列宁的家乡，亲眼看一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确实很向往，而且在那里能见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当然是难得的机会。
但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自己的活动受到严重压迫，写的文章经常被检查或扣压，但总还可以千方百计地冲出一些，能发挥些作用。“我未去苏联已被诬为拿卢布的人了，如果去苏联公开参与盛会，那我回国后写作活动就更困难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谢绝了邀请。从鲁迅自己的话不难看出，他在意的不是文学成就，而是发表文章，发挥一些作用。这是他的真心话，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世人趋之若骛的诺贝尔奖提名。
从1927年9月27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来看，他对“诺奖”提名的拒绝不仅仅是谦虚：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的话虽然有些尖刻，却是一语中的。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当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深爱的民族弥漫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最清醒、最彻底的认识，他内心是多么渴望这个民族能站起来。
此外，鲁迅对自己也不无担心。他怕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荣誉后，没有条件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负这一荣誉。他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事实上，自从《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之后鲁迅没有再写小说，在上海的最后9年只完成了一本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他曾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终未完成。
由于时代及个人的种种原因，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杂文创作。鲁迅知道中国新文学起步仅仅10年，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足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鲁迅是明智的，不会被诺贝尔奖的光环照晕了头。他虽然为此失去了获诺奖提名的机会，但无损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