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曾澈也是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杀奸团组织负责者。通过以上日本解密史料可看到，正是由于军统组织领导者王文、曾澈的叛变，华北区国民党军政及特务等地下组织遭受致命打击。

　　本文来源：炎黄春秋网站，作者：丁伟 周进，原题：《日本宪兵队破坏军统平津站内幕》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为了大力强化统治机器以增强其统治机能，除了军事上扩军备战外，对于情报特务机构，也进行了重点发展扩充实力。1938年5月，将原在陈立夫管辖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8月，原在陈立夫掌握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升格为军统局，维持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不变，主要任务是：搜集敌军情报，坚持敌后游击，揭露汉奸及“分歧分子”，检举奸商与走私，监督战时交通运输。戴笠实际掌握军统局全权。军统局下辖20区站，约1610人左右。在沦陷区，除了在北平、天津、广州、上海、南京五地设区站外，其余各地组织均为组。因此，日本宪兵队展开了对国民党军统各地站点的反调查破坏行动。其中，比较大的就是破坏军统平津站的行动。由于国民党方面对于这一事件一直讳莫如深，加之日方资料又为国内读者所鲜见，所以，这一事件鲜为人知。笔者有幸查阅到有关日本宪兵队及外务省有关档案资料，走进那段神秘的尘封抗战旧事。

　　北平站遭受大破坏

　　国民党军统北平区下属北平站、奉天组、太原组、张家口组、保定组。北平区长马汉三，军事特派员李希孟，北平站长陈则典。行动组由重庆派来的军事特派员李希孟负责指挥，以法国天主教北堂为据点，活动结束后，立即潜伏于教会内。北平区的主要任务是：暗杀华北伪政府要人、日军高级军官，对日军实施破坏行动，侦探华北伪政府及日军情报，在沦陷地实施扰乱治安的宣传及行动，策反蒙古军叛乱，组织结成破坏山西铁路的特务队。北平区本部拥有大功率电台，北平站拥有小功率电台，他们之间也可互相联络，也可直接联系重庆军统总部。情报组拥有四台电台，设置在北平法国天主堂和保定法国系教会中。

　　1939年7月，侵华日军北平宪兵本部特高课探知到以军统北平区区长马汉三为首的秘密活动组织情况，并判明这个组织的性质和目的。于是，日本宪兵队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向发法国领事馆出示充足的证据，法国领事馆无奈同意在法领事官员现场监看的情况下，搜查了军统潜在场所，结果逮捕大批军统人员，一举破坏了国民党军统北平站。马汉三因在张家口策反蒙古军李守信，幸未被捕。

　　被捕的军事特派员李希孟供出，他还兼有通过在北平的意大利主教塞宁（音译）与罗马墨索里尼等联系，开展对日媾和活动等任务。于是，日军宪兵本部将其送至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来配合日军的活动（也就是叛变了）。此处行动的影响，不仅限于北平，也波及了天津。

　　“九二八大逮捕”与天津军统站被破坏

　　平津沦陷后，平津一些青年救亡联合会中的学生自动组织了一个敌后武装团体“抗日杀奸团”，专门进行刺杀日伪头目和准备与日合作的动摇分子，并进行抗战宣传。1938年年底，国民党军统派曾澈到天津，加入“抗日杀奸团”，并利用其经验和社会关系，在团内占据主导地位，欲把“抗日杀奸团”逐步发展成为军统外围组织和实施暗杀、破坏的重要工具。1939年3月，曾澈升为军统天津站站长。“抗日杀奸团”因组织炸毁伪天津市府军用库以及刺杀“中日经济提携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兼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等一系列暗杀破坏活动，引起日伪的极大仇恨，日本宪兵队四处搜捕国民党军统以及“抗日杀奸团”成员。

　　1939年7月22日，日英双方就租界治安等原则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日军在其占领区治安上，英国承认：“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日军敌人之行动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自此，日伪特务机构更加肆无忌惮地搜查搜捕抗日人士。9月28日，日本宪兵队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察同时行动，将大批潜伏于英租界的国民党地下组织人员抓获，关押于英法租界工部局警方。华北区国民党地下组织遭受了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的损失。这就是在历史上有名的“九二八大搜捕”事件。

　　到底是何原因导致“九二八大逮捕”？究竟是谁出卖了天津国民党地下组织？国内普遍说法是天津站行动组成员裴级三，向日伪投降，把华北区的特工人事组织等一并出卖给日本人，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天津展开大搜捕。但是，具体过程和细节却相去甚远、真假莫辨。因此，日本外务省外交資料馆所藏1939年第738号机密函件成为重要的参考材料。该档案记载：根据在宪兵队拘留中，被逮捕的抗日锄奸团要人王文（人名极密）及26日在意大利租界捕获的抗日锄奸团巨头曾澈自供，获悉潜伏在天津英法租界有力抗日分子所在地点，9月28日凌晨5点半左右，在天津英法租界当局的同意协力下，天津日本宪兵队和英法租界警察当局共同行动，在维多利亚路142的居家搜查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部下张某、周昆利用无线电搞抗日宣传。

　　另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文件中也能发现告密者。据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警察署长田岛州平1939年10月19日给北平大使馆警务部长堀内干城和天津总领事馆武藤义雄二人的机密通函，即《宪兵队在英法租界检举抗日分子有关事宜》记载：“当地宪兵队在9月28日午前5点半在天津英法租界工部局协力下，实施租界内搜查行动，检举捕获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国民党天津党部主席等15名左右抗日分子。检举状况是在我宪兵队8月下旬检举的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暗杀团团长王文及曾澈的自供下，我方把握了租界有力抗日分子的全貌及所在地点。在9月28日，我宪兵队的大田特高课长，于凌晨5点半率宪兵50人在预先英法工部局的同意下，共同行动，将潜伏于英法租界的国民党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主任王若僖及其多数部下抓获，关押在英法工部局。王若僖拘留在法工部局当局内，现在在审问中，大部是复兴社—蓝衣社、CC团、民先队成员”。

　　以上日方资料中的王文是军统天津区行动组组长兼滦榆总部直属大队大队长，曾经参加过在天津租界刺杀一代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的行动。曾澈也是军统华北区要人、抗日杀奸团组织负责者。通过以上日本解密史料可看到，正是由于军统组织领导者王文、曾澈的叛变，华北区国民党军政及特务等地下组织遭受致命打击。尤其是在曾澈被捕后，日宪兵队迅速行动，逮捕了大量国民党地下组织成员。若王文、曾澈如国内所说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仅据裴级三所提供的军统内部情况，天津军统站也不会遭受如此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