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蒋的背后及最初的裂痕
然而，在陈、蒋紧密结合以及十九路军长期坚决拥蒋的背后，还有着外人难以察觉的另一面。
研究军阀政治的海外学者齐锡生、陈志让都认为“个人关系”在民国的派系中普遍而重要，是结成派系的基础。田宏懋则认为蒋介石与其追随者主要以五种个人关系来维系，分别是地域关系、家族纽带、学校纽带、结拜兄弟关系、保护-被保护人关系。而就陈、蒋关系而言，这种“个人关系”并不存在。
相反，十九路军内部尤其是“三巨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有着紧密的“个人关系”。十九路军上层除戴戟（安徽人）等少数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广东人，而且蔡廷锴与区寿年、沈光汉、谭启秀等几位师旅长还都是广东一个县的（罗定）。早在1907年，陈铭枢与蒋光鼐就一起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为该校第二期同学。后来两人又一起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和保定军校。长期的同学和共事，使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陈铭枢对蒋光鼐一直以兄长视之。大约在1917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已相聚于林虎部的“肇军游击第一营”。此后，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十九路军的前身虽然屡经改组，但军官们始终保持紧密的个人纽带。到1927年宁汉分裂时，十九路军的“团体”意识已相当强烈。
地域关系的欠缺以及陈铭枢的思想复杂也是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关系中的隐患。十九路军是以广东人为主体的军事集团，亲历福建事变的陈祖康甚至断言十九路军“绝对不信任广东以外的人”。蒋介石对陈铭枢的粤人身份也有疑虑，怀疑他已成为粤籍元老胡汉民在“军队之人”。与蒋光鼐、蔡廷锴等较单纯的军人不同，陈铭枢兴趣广泛而思想复杂，这也不利于维持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与其他反蒋者不同，十九路军因长期拥蒋，其成为反蒋者的转变过程也更长、更复杂。这一转变主要是循陈铭枢和十九路军两条互相影响的线索而发展的。
1927年初，陈铭枢虽有“弃汉投宁”之举，蒋介石对他却已有“喜欢干预政治，却不顾及他自己的军事职责”的訾议。1929年3月末，陈铭枢听说蒋介石重新起用张发奎，即致电提出反对。曾亲见此电文的张发奎还记得陈铭枢在电文暗示“倘若蒋先生起用我（张发奎自称），第十一军将不会听命于蒋”。蒋自信他与陈铭枢有“相处之道”，仍起用了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170-171页）陈铭枢对此感觉失望甚至“受伤”是很自然的，这是他拥蒋态度动摇的最初心理基础。
差不多在此同时，十九路军也对蒋介石首次产生了明显不满。1930年8月，十九路军逼近济南，蒋介石令其原地待命，等其他中央军到达后方准攻城。十九路军强行攻下济南后，蒋介石又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使十九路军占有一块地盘的希望破灭。丘念台认为十九路军对蒋介石的怨怼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时中原大战正酣，蒋介石还需要十九路军为他卖命，何以他会如此不智？
一方面，蒋介石必须笼络韩复榘。韩复榘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战将，中原大战前夕才倒戈投蒋，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明显比不上蒋跟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的关系。为了稳住韩复榘并显示充分的信任，哪怕意识到十九路军有获得山东地盘的愿望，蒋介石也要把山东地盘送给韩复榘。
另一方面，蒋介石还高估了十九路军拥护“中央”的“政治觉悟”。十九路军虽然打着“维护中央”和“戡乱”的名义请缨，其实是考虑陈铭枢、陈济棠两个军事系统共处一省，发展空间有限。而为了部队的生存与发展，蒋光鼐、蔡廷锴也不能没有地盘的想法。而对于地盘等问题的“计算”，由于个人关系的缺乏，蒋、蔡与蒋介石之间又只能意会，无法明白表达。不过，中原大战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就向蒋介石请辞，而且一辞再辞，还是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不满。
拥蒋态度出现波动
1931年4月底，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为口实，广东陈济棠集团公开反蒋。陈铭枢本是广东集团的重要一员，却在反蒋一触即发时突然离粤，公开表示他对广东反蒋的不附和。后来，陈济棠多次提到陈铭枢本是广东反蒋密谋的参与者。如“粤变”发生两年后，陈济棠曾与陈铭枢讨论起共同反蒋问题。会谈后，陈济棠感慨地对元老派陈融说：“我精神上对此人（指陈铭枢）究有不安之处，如前时我与渠及湘翁已经商得确确实实，而忽然逃去，此则令人莫测者也。”（《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9），第516页）“湘翁”是对古应芬（字湘勤）的尊称，而“商得确确实实”就是指在反蒋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不过，陈铭枢毕竟最后选择了从广州出走，而且就其在1931年3-6月间的一连串行为来看，他仍然是拥蒋的。3月2日，陈铭枢电请蒋介石设法阻止孙科离京。4月29日，陈铭枢又建议蒋介石将古应芬等“出京来粤之同志”电召回京，以挽危局。古、孙是此次广东反蒋的支柱，蒋介石若能办到，对广东反蒋确可收釜底抽薪之效。5月1日，蒋介石以为陈济棠没有卷入萧佛成等四监委的弹劾，对“粤变”不扩大还心存一线希望，陈铭枢又指明陈济棠也已卷入。面对粤方的一再拉拢，陈铭枢一再坚拒，其左右更声言“陈绝不出此”。
“粤变”发生后，十九路军的拥蒋态度也出现了波动。5月6日，在香港的陈铭枢致电蒋光鼐，提出十九路军“非至万不得已”，对粤“总以免决裂为上策”。提到与粤方可能“决裂”，预示着十九路军一定拥护“中央”。但在尽量避免对粤摊牌的要求下，蒋光鼐、蔡廷锴可能另有想法。6月3日，蒋介石认定“蒋光鼐部下有异心附逆者”。第二天，蒋介石更断定“蒋、蔡之部队”已“变”。（《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第238、239页）此时蔡廷锴率部突然放弃兴国，向赣州开拔，似乎是“脱离中央去靠拢陈济棠”。（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第19页）由于有陈铭枢尽力避免与粤决裂的指示，这些“异动”在其未摊牌前本来还可在此范围内理解，但王大顺等学者认为蒋光鼐、蔡廷锴当时是想回广东响应反蒋的，因陈铭枢来赣阻挠而放弃。果如此，则又表明蒋光鼐、蔡廷锴对蒋介石已经动摇。
1931年6月5日，陈铭枢从日本回国，即被蒋介石任命为江西“剿赤”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重领十九路军。陈铭枢承认到8月上旬自己已萌发反蒋之心。他在回忆中解释了起意反蒋的原因：“对红军作战不易；十九路军长期转战，兵力渐感疲敝；东北自万宝山案发生后，日军蠢蠢欲动，强邻压境，东陲堪虞；蒋对军事指挥，亦复低能，加以私心太重，赏罚不明。”（《陈铭枢回忆录》，第72页）然而他既没有提到蒋介石执意起用张发奎等“旧怨”，也没有提到早在数月前“粤变”时蒋光鼐、蔡廷锴已试图联粤反蒋。
“九·一八”事变打断了陈铭枢的反蒋计划，而陈、蒋间的裂痕仍在扩大。在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要先平定广东和“共匪”，才全力抗日，陈铭枢则声称广东问题“决无不可调和之理”，“共匪”也可“设法招安”，蒋介石“面现不愉之色”，“经此次会议后，蒋之于陈，隔膜转深”。（翰青：《陈铭枢搞闽变的症结所在》，香港《春秋杂志》第269期〔1968年〕，第9页）
政局的演变进一步加剧陈蒋间的不满和不信任。陈铭枢自告奋勇赴粤议和，并造成十九路军北调卫戍京沪及由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司令的结果，既突出了十九路军对大局的重要影响，也显示粤方对源出广东的十九路军的信任。1931年10月，在十九路军移防京沪问题上，蒋介石与蔡廷锴又发生了摩擦。当陈铭枢来电询问时，蒋介石罕见地发泄了一通对蔡廷锴的不满。无论蒋介石和蔡廷锴之间发生了什么，陈铭枢都很难不受影响。陈铭枢、蔡廷锴开始为十九路军另谋出路，向此时已成为蒋介石“死敌”的胡汉民及粤系靠拢。
1931年12月，陈铭枢附和粤方对蒋介石下野的要求，提出“似亦暂避为宜”，蒋介石感慨“真如亦受若辈之迷乎？”（《事略稿本》（12），第455页）在日记里更直斥陈“惟恐余退之不速也！”（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蒋介石下野后，陈铭枢先后出任代理行政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及交通部长，又以京沪卫戍司令身份掌握十九路军，位高权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蒋认定“使政治无状至此，使官兵伙食不继，使余爱国计划遭此失败”，“实陈铭枢一人有以误之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