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到200字的批示中，毛泽东用了六个“一切”。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也透露了他对各级干部的不满，从而预示了党内整风的必要。
7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刘少奇，同意将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刘少奇便首先向晋察冀边区开刀。三天后，他在座谈中批评晋察冀边区之所以在土改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之故。
所谓“党内不纯”，是指党内混进来许多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干部。他表示：“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5-86页）
8月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又一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他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干部中地主、富农出身者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人非但不受群众监督，而且“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其中又以“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为甚。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但是刘少奇却认为腐败是党内不纯的表现。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运动”。（《刘少奇传》上册，第574页）
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议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直到9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其中提到“目前的土地政策已经由减租减息变为平分土地”之后，刘少奇才在大会上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话，一个字也未谈到。我想很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刘少奇传》上册，578-579页）
随后，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终于在9月13日落下帷幕。
晋绥土改再掀高潮
全国土地大会尚未结束，晋绥边区就闻风而动，成立了“农会筹备委员会”。9月12日，“筹委会”在《晋绥日报》发表“启事”说：“去年‘五四’，中共中央批准咱们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今年‘九一’，新华总社又号召咱们彻底平分土地，咱晋绥边区三百万农民……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压迫，打倒卖国贼封建势力头子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全体农民觉得很需要有农民自己的领导组织，好领导农民自己团结起来作斗争，并巩固斗争的胜利，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因此成立晋绥边区农会是一件很当紧的事。”（《晋绥日报》，1947年9月12日）
随后，“筹委会”又改名为“临时委员会”，并于9月24日发表《告农民书》。《告农民书》分三大部分：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在第一部分中，《告农民书》提出十条措施，现在看来，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宣言”大同小异。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
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晋绥日报》1947年9月24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由来有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