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它披露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节，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历史线索，并且这些资料是陈伯钧将军亲见、亲历和亲闻的，从而是非常可信的。
这些珍贵资料，既填补了党史、军史研究中的某些空白，弥补了若干历史问题上的史料不足，并能够对其他相关文献材料进行旁证。如长征途中陈伯钧与朱德、刘伯承等人抵制张国涛分裂党中央的情况，《陈伯钧日记》中作了描述；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过程中的思想波动问题，《陈伯钧日记》中也有详细反映；1943年11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向来缺乏相关史料，而《陈伯钧日记》中则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并且是以参加者的身份记录下来的，弥补了文献材料上的不足，是研究该问题必不可少的资料。至于抗战时期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及反敌顽斗争情况，描述得也比较详细。此外，《陈伯钧日记》对中共七大筹备召开的情况作了记载，并以亲历者的身份，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很有理论深度的分析。
抗战初期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党内和军内很多人是不同意的，但人们并不清楚具体的情况，这方面一直缺乏可信的第一手材料。《陈伯钧日记》为研究者提供了他所亲历的第一手资料。1938年11月22日，当听说毛泽东与江青谈恋爱的消息后，一向耿直坦率的陈伯钧认为毛泽东不适合与江青结婚，“当即提笔起草一封关于主席和江青恋爱问题的信给毛主席。”次日，他“将给毛的信重新改写一遍，准备开会时寄去。”11月29日，陈伯钧与罗瑞卿“谈到大帅（毛泽东）的问题、江青的问题”，使他感慨万千。陈劝阻毛泽东的理由，主要是从政治影响上考虑的，而罗所谈，则从江青的为人、毛泽东的生活上着眼。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因为我对大帅所提出的，只是政治影响方面之部分，而且着重在这一部分，未从其他方面（如江青之为人、大帅的生活问题……等）来一个比较观。所以在写信时就未免多所直率与撞闯！”
尽管陈伯钧大胆地公开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甚至有点“直率与撞闯”，但陷入爱情旋涡中的毛泽东既没有怪罪这位耿直的部下，也没有听从陈伯钧及其他人的劝告，而是力排众议，与江结婚了。对于毛、江结合素来反对的陈伯钧，并不认为自己的观察有错。不久，江青的任性、孤傲、自私的特性便暴露出来，并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口角。1942年5月22日中午，陈伯钧有事找毛泽东谈话，刚走到窑洞外，便听到“大帅与江青口角，声闻户外”。他感叹道：“呜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一至于此！盖身为统帅，将无数之将，通百万之兵，全国大事举棋若定，而独与一妇人女子竟如此之难应付，吾人于此岂可不更加警惕哉！”
仅举此一例，就可以看到《陈伯钧日记》独特的史料价值。像这类宝贵的文字记录材料还有很多，颇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
第三，它所提供的丰富而完备的历史信息，为全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提供了便利。
陈伯钧日记》不仅涉及到军队的政治、训练和作战情况，而且记录了驻军当地的经济社会状况，记录了陈本人作为一个高级将领读书的情况，不仅对研究党史、军史和革命史有益，而且对研究现代社会生活史提供了材料和便利。在此，我想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是关于陈伯钧的读书情况，《日记》反映得很详细。陈伯钧是一位喜爱读书与思考问题的年轻将领，这正是毛泽东欣赏的地方。陈伯钧从井冈山时期起，便养成酷爱读书、善于思考问题的好习惯。在中央苏区时，当时苏区出版的各种报刊，如《红星报》（邓小平主编）、《红色战场》、《红色中华》、《革命与战争》、《中国革命汇刊》、《斗争》杂志等等，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列宁的《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斯大林的《论反对派》、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等，他都广泛地阅读。他还看了不少白区杂志，如《申报月刊》、《新中华》等，从中了解国际形势及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在长征的艰苦征程中，也坚持读了《石达开日记》、《两个策略》、及缴获的《小说月报》及《石头记》等。到陕北后，陈伯钧集中阅读了大批书籍，不仅阅读了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沈志远写的《通俗哲学讲话》，而且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等著作。至于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训练部长以后所读的书，也更多了。陈伯钧的读书学习，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思考问题，这正是他能够对军事和政治方面带有战略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的原因所在，也是他从一个排长迅速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红军干才”的秘密所在。
二是在那些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记述中，包含着珍贵的史料。陈伯钧在每天的日记中，都表明了写作的时间，如某年某月某日，在某省某地，还同时标注出当地当天的天气变化情况，如阴晴雨雪等等。如1943年2月5日起直到1945年8月19日，他作为385旅副旅长长期驻在甘肃庆阳，每日都记录了当地的天气情况，甚至连白天到晚上的天气变化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并且这种记录坚持了2年多时间。如1943年2月9日记载：晴，微风，微阴，夜新月晕；2月21日记载：晴，微风，新月；2月25日记载：阴，欲雪又止，东南风，夜暗。这些关于天气变化的细节，过去很不为人重视，但史料价值非常高。《陈伯钧日记》用的全是阳历纪年月日，表明中共及苏区、解放区在阴阳历问题上，采用了国际通用的阳历，具有时代性和进步性。《陈伯钧日记》中关于天气情况变化的详细记录，是研究江西、陕北、甘肃和东北当地气象气候的有价值的资料。在当时没有过多的气象预报及气象调查的情况下，这样不间断的记录，连续起来，就是一个气候志，为研究当地气候天气等方面的情况意义重大。至于《陈伯钧日记》中有关当地民风、习俗、生活等方面的记录，更是研究现代社会史罕见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总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陈伯钧日记》的史料价值非常高，学术意义特别重大，是陈伯钧将军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