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文字传马列
有位外国人说过，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宣传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当年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曾是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作为毛泽东湖南一师范同学的夏曦，同样擅长写作与宣传，他毕生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为党的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
参加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夏曦，是一个具有坚定意志的革命者。他“个子矮小，气宇轩昂”，文韬武略，头角争嵘。我是在家乡编印的一本《革命烈士诗词书信选》中认识夏曦的。他有一首挽民主革命先驱夏思痛的对联：爱国为嗜好，骂人有文章，立懦振顽，革命精神垂宇宙；大盗尚凶横，老成忽凋谢，开来继往，青年兄弟莫徘徊。在高度赞颂这位被孙中山称为“革命模范”的思痛老人时，告诫青年兄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大革命失败时期，夏曦与几位同学游岳阳楼，题写一幅豪气干云的对联：八百里洞庭谁在眼，五千年历史再从头。意谓洞庭虽有八百里，但在革命者的眼里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们的眼光是面向全中国、全世界，要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开创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他在从事青年学生工作和群众运动中，他不仅经常走上街头演讲，还以笔作刀枪，先后在湖南《大公报》、《新民》周报、《救国》周刊上发表30多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他紧密结合运动中的思潮，从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揭露问题，针砭时弊，有如匕首投枪，深刻有力，痛切疾呼，促人深省。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本质批判了某些人的所谓和平道路，指出：“军阀不打倒，民主政治即不能实现，无论是联邦制也好，单一制也好，裁兵也好，争外交也好，都只是些空想”；“我认为惟有采取以革命的手段，打倒万恶的军阀”。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篇章，构成了他革命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夏曦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一笔杆子”。1934年7月，中央派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10月份甘溪一战，红六军团兵力从九千多人骤减至三千三百多人，红六军团已无力单独承担为中央红军探路和寻找立足点的任务，迫切要求与在川黔边境战斗的红三军汇合，集中力量，重振旗鼓。10月13日，夏曦率领黔东独立师到贵州石梁一带接应，贺龙、关向应则带领二十六团和手枪队到沿河水车坝一带接应。10月27日下午，两军团会师大会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红三军4400多人，红六军团3300多人。此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发展成为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作为红军先遣部队，红二、六军团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大量的标语，有许多标语落款是“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南渡澧水后，夏曦起草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并号召“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夏曦随部队边走边打边宣传，到新化县时，提出了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的口号，七天之内就有一千人参加了红军。
中共最早的“统战部长”
1923年，为了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作出决议，决定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3月，夏曦在上海出席全国学生大会之际，由于林伯渠的关系，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开始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同年4月7日，他返回长沙时，被国民党本部总务部派任为湖南筹备处负责人。毛泽东在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信中写道：“关于本党［指中国国民党——《毛泽东书信选集》原注］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夏希即夏曦——原注］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在沪时请求部委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1925年春，中国国民党召开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有夏曦、何叔衡、李维汉等人，他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曦和毛泽东等被选为后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回湖南工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支援北伐战争做出了贡献。1926年8月3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达郴州，来电邀请夏曦，并说沿途“见党部、农会组织完善，为他省所不及”。夏曦等代表国民党省党部前往衡阳洽谈，接着，在长沙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夏曦以主席团主席之一发表了演说。
1935年2月的一天，夏曦、王震突然接到下级报告，说部队在毕节城里抓到一个读《资本论》的土豪，经地下党的同志介绍，才知道这位读《资本论》的人名叫周素园，是清末的贡生，同盟会会员，曾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要职，是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因不满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隐居老家，为探求救国真理，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夏曦和王震得知后，两人马上拜见周。夏问周为什么要看《资本论》，周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不用走。”夏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周说：“赞成，完全赞成！”这样，年近花甲的周素园出山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随后参加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写信给他，“你是我们一个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你是一个奋斗的人。”
1934年11月上旬，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肖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批评，有些批评未说恰当，比如，既批评他“犯了路线错误”，又说他“不执行（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等，夏曦的领导职务也全被撤消。因此，夏曦既承认错误，又有若干意见。他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会全决议的呀！”“我没有……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因部队转移，对夏曦批评处理仓促中结束。毛泽东真正掌权的遵义会议后，中央于1935年3月31日的电报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后到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根据中央电报指示，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对这位“极能做事”的同学，参加过新民学会、南昌起义的1921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夏曦，十分推崇。在他牺牲后，毛泽东曾给夏曦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信：“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