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博大精深。它是孔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学派的伟大政治哲人们，站在春秋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之上，从伦理尤其是从政治的高度，对“三代”、“三王”甚至于更早以来的几千年中国古代社会丰富伦理和政治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反思与批判，凝聚着其思人所未尝思、发人所未尝发的智慧，而且这样的智慧既是不可缺或又是不可多得的，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和玩味。
这一切当反映了他们对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义的不断追索，对人世间的苦难悲天悯人般地缱绻之心和眷眷之情，对流俗之见的深刻质疑和勇敢挑战，以及对当下经验的全面审视、批判与超越；也反映了他们在诸如“新”与“旧”、“生”与“死”、“理想”与“现实”、“治乱”与“存亡”等等之间进行政治选择的承负与焦虑[1]；与此同时，这一切，更反映了2500多年前的老子、孔子、庄子等等中国伟大的政治哲人们，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对安定团结与有序亲和之自然—社会秩序的有益诉求以及对整个人类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追求和向往；或者用尼采的话说，对整个人类自然权利与历史的永恒复返和回归。
作为一种能够在几千年中国如此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进程中从总体上维系着如此众多人口、维持着如此安定秩序、保持着如此文明进步以及把伟大的中华民族凝聚成一个坚强而有力的整体并使之曾几何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达几千年的“先王之道”，作为一整套从几千年的历史中从容地走来、又从容地走过几千年历史的比较成形的传统价值理念和坚强信仰体系以及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份不可或缺的重要遗产，先秦儒学具有普遍而恒久的魅力。它不仅形成于以往的岁月里、影响过中国二千多年的社会政治生活，而且仍在一定程度上正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社会政治生活，并且它还将不同程度地继续影响和关照到未来中国社会的一切政治与生活——这大概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永恒持久的顽强生命力之所在吧
曾记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那些个一度被称作“国粹派”者曾指责当时的革命是“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并且要大声疾呼“祖宗之法不可变”——于今观之，恶名之下，其情可悯——然而，君不见，当下中国社会之某些个具体而生动的文化生活情境和场景，的确倒极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了：城市郊区化、住宅别墅化、生活消费化、嬉皮士与雅皮士、颓废/垮掉的一代，媒体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人造娱乐活动让人欲哭无泪、欲罢不能，工农兵学商，一切向钱看以及“有奶便是娘、无钱休称爹”等等……然而，时至今日，人家却是正在日益走出后现代并从此而逐步走向传统与保守，而我们则是正热衷于进入，前呼后拥、喧腾嘈杂，有如过江之鲫。那么，对此，在这里，我们似乎还可以反过来进一步套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的这样一句话，生动而形象地作如是说：“走人家的路，让自己说去吧”。而其最终结果到底会怎样，今天看来，若我们可以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就是“只有天知道”。
当下汉语思想界对先秦儒学研究无疑已陷入到一种“过于零碎、过于简单化、过于平面化”的总体研究状态，全然业已与先秦儒学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及其在昨日、今日乃至于明日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起到的或显而不隐、或隐而不显的作用及其必将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不同影响，便显得很不对等、很不和谐，同时亦显得很不相称。但其中的问题却是，人自不觉。这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要知道，当下无疑已是一个思想完全失去了高度的时代。牟宗三先生当年曾不无沉痛地感慨于“一个没有圣贤的时代”；时至今日，无疑则更是“没有大师的时代”，而有的只是“日用而不知”的“百姓”而已。孔子尝有言曰：“朝闻道，夕死可矣”[2]。但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今天又有哪一个学人愿意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又有哪一个能够做到“不降身，不辱志”呢？
尽管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看到，与此相关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地开展着；同时，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还在不断地被发表，但从中我们却已很少会看到，有哪一项与此相关的研究能够做到独辟蹊径，从根本上已摆脱掉了这种“零碎”、“简单化”、“平面化”的思想研究窠臼——当然，从中，我们也很少会看得到，有哪一项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做到独辟蹊径、别有洞天，能够真正做到自圆其说、独善其身以及能够真正做到从根本上全面而系统地彻底解决了“儒学”这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想史上的基本命题。而且，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对此，若仅凭当下这样一种浮躁、琐碎、“简单化”、“平面化”，或者仅凭“捡起芝麻而丢掉西瓜”、“采其华而弃其实，识其小而遗其大”这样一种难堪的学术研究状态，则其将势必永远是做不好、也做不了的。由此看来，思想学术研究仍需沉下去、立起来，固守住本位，耐得住寂寞，仍需我们一代又一代学人们的不懈努力。
尽管时至今日，或者说尤其是时至今日，我们总可以看到，与此相关的大量研究成果仍不时地被诉诸文字、付诸报章，见诸刊物、杂志或者网站之上。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正有如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哲学思想世界独占鳌头、独步一时的风云人物李泽厚先生之所言，“文本之外无他物”。倘若对此详加审视，则其中多半却是一个个“只有能指、并无所指，无实在、无客观、无本质”[3]的东西被不厌其烦地抄来抄去，多半却是一箪箪看似相异而实则相同或相近的“剩饭”被乐此不疲地炒来炒去。然而，究其实，则其中多半却是“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东西，多半却没有多少或者说根本没有真正值得借鉴或者保留的余地。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也。而其一般结果却往往是，一旦文章被看完了，或刚刚被看过了一半，甚或仅仅被看了个开头，其所谓的“价值”与“意义”，也便由此而宣告全面终结。于是乎，我们为此而由衷地希冀：这一切的一切，再也不要继续成为近百年来直至今日左右中国哲学家族历史发展的一条根本宿命了而且再也不要如此这般地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学术将往何处去？既如此，于是乎，我们还可以用当下的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语问：中国的哲学如何能够走向世界，而且又如何能够彻底地告别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并从此而真正地实现“与世界接轨”呢？今天看来，这些个问题无疑已是太大了，以致于，到头来，我们竟一个都回答不了；或者说，一个也都不能回答。真是的。
曾子尝有言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乎？——时至今日，亦正有如李泽厚先生之所言，“世纪末的颓废，正好碰上后现代”——于是乎，我们会看到，今天的学人们，他们或者张嘴“德里达”，或者闭嘴“利奥塔”，再不就是“鲍德里亚”或者“勒维纳斯”；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中国的所谓“后现代者们”，已差不多快“找不着北”了，而且大有欲将古之前贤往圣置于所谓“解构主义”的泥淖之势。所谓的“与时俱进”，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你把一切的一切都看得不名一文或者一文不值时，当你可以长命百年、万世千年或者可以把一切的一切都看作是可以时过境迁时，那么你大概就可以“与时俱进”了。但问题却是，这又如何可能呢？到底谁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呢？而如此做法，又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全盘地否定一切，人为地中断传统，这对我们来说，究竟会有什么好处呢？道之难言，已令古之前贤往圣们浩叹不已，难道我们还要人为地阻隔的拦断这一人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