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本意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被普遍认为是孔子鄙视妇女和体力劳动者的论据。连海外真心尊崇孔子者也觉得难予讳言，无可奈何地说：“孔夫子就这句话说错了”。
孔子是历史人物，虽然他站在人类的立场，从历史的高度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他毕竟生活在现实中，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他说的话，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当时，也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有些话即使在当时就明显的错了。比如：“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就不符合孔子思想的精神。曾子之徒写的《孝经》就作了修正：“曾子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谏诤》）东汉经学家赵歧在其《孟子章句》中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篓上》）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士，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转引自《十三经注疏》）这种背经合道的理解到荀子时就很系统很完整了。荀子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孔子斥责认为“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的子贡曰：“小人哉赐不识也”（《荀子·子道》）。看来，孔门嫡传，都悄悄但又积极地在修正孔老夫子的错误，而俗儒则恶性发展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秦汉以来又归结为一讳：为君讳，不仅讳君之过，而且讳臣之功：一切成就归功于天子圣明，一切过错皆臣民罪过。留毒至今，仍被视为伟大的政治家风度。“子为父隐”是孔子原本说错了，“君子儒”修正之，违经合道，继承和发展了孔了思想；而“小人儒”恶性发展之，从经反道，歪曲败坏了孔子思想。“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的命运更糟：孔子本来没说错，完全是后人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误解了
从文字看，这句话，按照逻辑分析，“唯”如果是副词，作“独、只、仅仅”讲，这是历来普遍的用法。杨伯俊先生的《论语译注》就是这样译的。意思是：只有“女子与小人”难养。但只有“女子与小人”难养，并非所有“女子与小人”都难养。则这句话是特称而非全称的命题。“唯”字还可作句首的语气词用，这样，这句话的意思是“阿，女子和小人难养呀！”这虽不是一个陈述句，但明显地对事物有所断定，可视为全称命题。但从其含意分析，实则为特称命题。前句是论断，后句是论据：“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是“女人与小人”难养的理由和表现，也是孔子所言“女子与小人”的界说：并非所有的女子与小人都难养，只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女子与小人”难养。孔子所说的“女子”，并不等同于妇女，“女子”这些词，只是妇女中“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者。同样，“小人”也不是男人中的体力劳动者，而只是男人中的“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者。
从以上分析可见，“女子”和“小人”都决非泛指所有的妇女和体力劳动者。可惜，中国古代重视逻辑的墨家和名家，秦汉以后就衰微了，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在秦汉以来逻辑思想不发达。近现代学过西方逻辑学的学者，在关键时侯竟也率由旧章，不求甚解，满足于以讹传讹，笼而统之地把鄙视妇女和劳动人民的罪名强加在孔子头上。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的孔子语录，多定言语句，是经验的总结，而非理性的逻辑的陈述，无推论过程，又省略了语言环境，把特定条件下的话一般化，被赋予普遍意义，结果后人望文生义，各取所需，或以己度人地加以解释、引用。比如，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子罕》和《卫灵公》重复出现。据《史记·孔子世家》载，这句话是在子见南子后说的。写的很生动，卫灵公的宠妾南子不以得见孔子为满足，还要公开炫耀，以抬高自己的身望。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从而可以断定这句话的语言环境。但“子见南子”其事却又记在《雍也》章。我推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很可能也是在这件事之后讲的。皆有所指：“女子”即南子，“小人”指好色的卫灵公，“难养”是针对二人讲的：都难以相处和教养。后人囿于“小人”是体力劳动者，当权者都是“君子”的旧章，不作如是想。当然，这也只是推测。
以情理言，先说“小人”。 孔子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发现人──个体民的人格和价值（西方比孔子晚八十余年的苏格拉底首先发现人）。把匹夫匹妇的意志提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千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连社会地位最低下的马夫也当人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在不同的价值标准并存的过渡时期，他率先肯定、倡导新的以道德学问取代权位财富为标准的君子小人观，固然主要是认识基础上的理性思考，也还有个切肤之痛的感情问题。孔子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离家出走，被社会冷落和遗弃，历尽艰辛，激起了“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子罕》）的孔子对公道。正义社会的追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道）。”（《为政》）在他以“年少好礼”知名，且以教书为生以后，还遭到上层社会的歧视和拒斥：“孔子要至，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史记·孔子世家》）旧的等级观念扼杀新生力量，使其感触很深。
正是基于这种新的价值观念，才生发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体系。仁的主要对象是平民百姓：“泛爱众”（《学而》）的“众”自然不分男女，都要“庶之，富之、教之”（《子路》），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同上），这从善如流的“四方之民”指的当然是体力劳动者。正因为发现“性相近”（《阳货》）的每个人的本质一样，人格平等，才能真心诚意地平等待一切人，特别是平等待普通百姓；既不神化当权者，更不会神化自己。所以“仁”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突破“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而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不仅“有教无类”（《卫灵公》），人人都有受教育权；而且“学而优则仕”（《子张》），人人有参政权，都可以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成就君子乃至圣人的人格。显然，“小人”不是体力劳动者，而主要是有旧“君子”身分而品质恶劣者。如孔子所耻所恶的“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公冶长》）者，“邦无道，富且贵焉”（《泰伯》）， “佞者”（《先进》）， “不成人之美而成人之恶者”（《颜渊》），“难事而易说”（《子路》者，“同而不和”（同上）者，“骄而不泰”（同上）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者，“穷斯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