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在其演变过程中，其影响及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的重要因素，是其中所萌发的近代性的平民意识。平民意识在泰州学派那里最鲜明的表达，便是王艮所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语录》，《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所谓“百姓日用”，即指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最高道德本体，空前地突出了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价值，明确了平民生活做为一种本体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从而成为先儒的民本思想向近代性平民意识转换的标志。
一、民本思想：平民意识之理论渊源
作为王门后学，王艮之说直接衍自王阳明的“与愚夫愚妇同的，便是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便是异端”（《传习录下》）。但追本溯源，它与先儒的民本思想在精神上则是基本相通的。
先儒的民本思想发端于孔子。孔子出于维护贵族统治秩序的需要，对平民的心态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严格区别贵族与平民，认为“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但是涉及到现实政治的评价与理想社会的设计时，孔子却处处表现出以平民利益为标准的倾向。当有人问他管仲是否节俭时，他回答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论语·八佾》）这是批评管仲收取重租与官不兼差给平民造成了沉重负担。但对于管仲的卓著政绩以及与民造福，孔子则给以最高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同上）对于他所推崇的周礼，孔子也因其中含有“使民战栗”的因素而深感遗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即使是尧舜也没有做到普遍地造福于民：“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由上可见，在孔子对现实政治的评价和理想社会的设计中，平民利益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孔子以平民利益为取舍，但对于如何实现与保障平民利益，则没有提出现实的标准。孟子则为实现与保障平民利益设计了一个严格的现实政治标准，即王霸之分。在孟子看来，王道即是同情平民的仁政，霸道则是以力服人的暴政。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以此为标准对时政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等等，无不表现了对平民命运的关切和对杀戮平民者的痛恨。从平民出发，孟子认为民众是国家、诸侯、天子存亡或变更的最根本的因素，因此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比君主更为重要。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既然民众比君主、政权更为重要，所以“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天下”（同上）。得天下之要在于得民，得民之要在于得民心。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在孔子那里，民本思想还基本上体现在利益层次上的体恤，而孟子“得民心”之说，则显然已经提出了要尊重民众意识的要求。孟子还从“民贵君轻”的理论中引申出君臣关系相对性的观点。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是说君臣关系并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君主若要臣下尽忠，则要敬重和爱护臣下，反之臣下也可以轻视君主。孟子还肯定了臣下与民众反抗暴君的权力。当齐宣王问孟子：难道周武王作为臣子就可以杀了他的君主商纣王吗？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弑”是指臣下杀君主或子女杀父母，“诛”则指讨伐罪犯。孟子认为商纣王践踏仁爱和道义，已成为孤家寡人，因此武王讨伐纣王只能叫做“诛”，不能叫做“弑”。孟子的这些思想显得很有民主色彩。
从孔子到孟子，先儒的民本思想由尊重民众的利益层次上升到尊重民众意识的层次，并从中引申出原始的民主精神。但是，由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持维护贵族统治秩序的基本立场，因此其民本思想的运思总是以现实政治的运作为前提，即首先表现在对既有秩序的维护上。即使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思，也是基于完善既有秩序的需要。先儒的这种保守倾向，在尔后的现实政治进程中，终于导致了民本思想的湮没。
二、时代需要：平民意识萌发的现实前提
从先儒的民本思想到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其间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演变过程，个中缘由，本文不拟详论。但从王艮本人来看，他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却有着其社会出身的原因。王艮初为灶丁、盐贩，文化教养本极有限，其徒也多为樵夫、陶匠、农人、商贾。（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从社会出身看，泰州学派无疑是一个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派。社会底层的生活体验，不能不诱发着王艮关注平民的思想倾向。王艮之具有平民意识，除了出身原因之外，还有更为深长的时代原因。这就是中明以降的平民阶层首先是商人阶层的空前广泛与其地位的显著上升。据记载，江南吴江的“绫绸之业，至明成弘以后，士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治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稠之利”（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同时，还出现了以工商为纽带的新的雇佣关系：“农人最勤而安分，四体勤劳，终岁不休。若无产者，赴逐雇倩受值而赋事，抑心殚力，谓之忙工”（《姑苏志》卷十三，《风俗》）。新的社会因素的成长，不能不对社会生活及其意识表现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受制约的传统的纲常名教，据顾炎武的记述，歙县的社会风尚到正德、嘉靖年间因“商贾既多”且“高下失均”而“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天下郡国利病书·歙县风土论》）。在这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将宗法礼让关系抛在一边，而代之以“锱铢共竞”的金钱利害关系。随着市民阶层的成长，单一的自然经济体制从而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已开始松动。经济、政治的变动不能不强烈震撼着思想文化领域并取得它所独有的深刻反映。这一状况其实在王艮的老师王阳明那里就有所表现。
王阳明对商人的态度，便相当典型地表明了他对时代变化的反应与某种顺应。他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其尽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