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孔子2000”网站读到一篇标题为“混乱”和“荒谬”文章，是对我一篇小文的“批评”。学术批评的论题中出现这样的字眼，这使我很震惊。闭门思过，再三反思该文所斥责的“混乱”、“荒谬”之处。然而，却无甚收获。渐渐地，联想到近来网站上一系列类似的文章，如“某某杂志向何处去”，“某某某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等等，我感到困惑：这是学术批评，还是贴“大字报”？难道第二次文革又要来了么？

第一，学术批评与学术“酷评”。学术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动力，此毋赘言。但何为学术批评，何为学术“酷评”，有必要区分。在《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中，对“酷评”有很中肯的描述，指出它已脱离了学术批评的本旨，不但不利于学术的进步，反而是很有害的。我同意这样的看法。

第二，该文要求我“首要的是应该回答《中国儒教史》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而且不止一次地提到“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看来我是不得不答了。我感到很彷徨，因为我不习惯于用“唯心”和“唯物”这样的思维作评判。经验已经告诉中国学界，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无法用这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来分析。学人周知的教训是，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学界争论老子的思想到底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最终没有结果。为什么？因为古人的知识背景与现代人不同。一个用规，一个用矩，怎能合到一起。因此，我无法回答这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三，关于文化的多元与“单一的儒教论”。中国文化是多元的，这尽人皆知。是不是有人作了儒教研究就是“单一的儒教论”，有人作了儒学的研究就是“单一的儒学论”呢？至少我不这样看。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是前述第二方面讨论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从中国思想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观点的完成，通常都会“极端”化，如韩非极端现实主义的“利益中心”说，孟子极端的“性善”说。这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作透视。学术研究可能也是这样，这很正常，并不足怪。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既没有被孟子的“性善论”“单一”掉，也没有被荀子的“性恶论”“单一”掉，历史还是历史，学术还是学术。只有研究者身陷“性善论”的囹圄之中，才会指斥“性恶论”“荒谬”；也只有论者囿于“儒学”说，才不能容忍“儒教”说的“单一”。如果站在学术多元和学术宽容的立场上，允许别人作多视角的学术透视，就不会陷入此种非此即彼的认识困境。

第四，关于价值是非判断。当学者们说“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全面发展了法、术、势学说，把法家思想推向历史的巅峰”的时候，或者当学者们说“宋明理学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义理，把中国古代儒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时候，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一定是站在韩非的立场上说话，那肯定是站在理学的立场上评论。相反，应该说这是以学术发展史的立场描述。同样，当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评价当代学术的时候，怎么就会变成了价值是非判断了呢？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论者的极端偏狭的心理在作怪。

第五，关于“混乱”与“荒谬”的问题。确实，当我读到那篇批评文章中下面一段文字的时候，反复读了几遍，头脑中仍然很“混乱”，甚至“荒谬”得理不出什么头绪，不知道对方到底在说什么：

张荣明否定韩星认为儒家文化具有的多元性，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仅仅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宗教’，是“争论”的根本问题”，因此，张荣明说：“在我看来，‘宗教’这一概念可以包含‘学说’，但‘学说’这一概念不能完全涵盖‘宗教’。‘学说’主要指思想或理论，而‘宗教’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由此可见，韩星所批评的“单一的儒教论者”， 包括了张荣明在内。然而，张荣明在回应中却说“我无法想象‘单一的儒教论’能包容‘多元的儒家文化’。就我所见，这场讨论中没有学者说战国儒家文化是儒教，也没有学者说当代新儒家文化是儒教”，企图否定批评。可见，其在前文中宣称“‘宗教’这一概念可以包含‘学说’”，在“回应”中又说“无法想象”，自家矛盾，孰是孰非！张荣明认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不“仅仅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宗教’”，从而也在“元”的意义上承认“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的多元性，并且因“宗教”可以包含“学说”，使“儒家思想和儒术”成为“宗教”的形式。显然，这与李申的“统和宗”的宗教化推定具有统一性。

我必须再次申明的是，我所理解的、学者指称的“儒教”专指汉武帝尊儒以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或儒学，它以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祭祀天地、存理去欲等等为基本内涵。其中包含着“思想学说”（如天人关系、人性说），也包含着“宗教实践”（如祭祀天地祖宗、静坐）。合而称之，谓之“宗教”可也；单而称之，就其“学”而言，谓之“学说”可也。但，我不赞同研究者把官方思想与官方行为化的政治宗教典礼割裂开来，这有可能导致认识上的偏差。同时，作为中国中世纪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或儒学也只是中国中世纪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中华儒学贯通古今，作为儒教或儒学的中世纪政治文化也只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如果混淆上述两点，无法不“自家矛盾”，这“矛盾”不是别人的，是论者自己的。客观认识历史上的三纲五常和专制政治，与再造中国现代文化，这是不同的学术任务，虽有关联，但不应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