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们总是听到或让人听到“你应该怎样……？”之类的话，并且也总是按照这些话去做的，如果没有如此去做内心会总有些不安之感。这就是生活的应然状态，或曰“应然生活”。不过，需要区分的是，“应然生活”有功利主义的“应然生活”和道义论的“应然生活”两种形式。你之所以应该如此，是因为“应该”中包含着对你的“好”（good），这种“好”既包括你可能因此而为周围的人所认同、接受，也包括了一种实际上或利益上的“好处”（goods）。这种为了某种外在的“好”去应然如此生活，就是所谓的功利主义的“应然生活”。而道义论的“应然生活”则表现为一种对“绝对命令”的服从，也就是说，你之所以应该如此，并不是因为如此行为可以得到某种“好处”，而是因为如此行为是你无法免于的责任，即义不容辞。当然，如此行为有可能会得到某种“好处”，也可能要你作出某种牺牲，但无论得与失，我都只是按“命令”去做。就像士兵服从将军的命令，我得服从我内心的命令。只不过将军的命令是一种“必命”或必须执行的命令，无论理解与否，都必须服从；而我内心的命令是一种“应命”或应该执行的命令，它是以主体“我”的理解与认同为前提的。简言之，“绝对命令”是一种“善”(good)的命令，因为“善”，所以应该服从。因为“应该”，所以不计得失。
但是，“应然生活”作为一种道德生活又总受到“实然生活”在两个层面上的挑战。一是可称之为人性的挑战。“应然生活”之所以可能，是与主体对“绝对命令”的善的价值认同有关。而一个“命令”是否为“绝对命令”，关键是该命令是否为善的命令。而什么命令才是善的命令呢？这在传统社会主要是一个“谁之令？”的问题，即命令是由谁发出的，发令者是否具有“奇里斯码效应”，是否为“圣人”。孔子所谓“君子有三畏”（《论语·季氏》），其中之一便是“畏圣人之言”。“圣人之言”与西方基督教的“基督之言”一样，都是一种“绝对命令”。而“绝对”既意味着命令的正确性与普遍性有效性，同时又具有对听命者的道理强制性。但是，问题也就在此：为什么同一句话因为说话者的身份不同，对听者会有不同的道理强制性呢？这到底是因为不同身份的人的话语正确概率是不同的呢，还是“圣”与“王”之间内在关系所致呢？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如果是这样，事实上往往是这样，权力(power)便是权威（authority）构成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但如此一来，“绝对命令”是否绝对地善便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权力（power）在表面上是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衡平器，但实际上总是将天平倾向于掌握着权力的人。正因为如此，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威之言便不可避免变为一种偏心之言，从而它也就不是一种“至善之言”，或者说是一种对某些人来说的“至善之言”。
正是因为“绝对命令”的“绝对”的相对本质，这使得“命令”的认同过程表现为一个“教化”过程。而“教化”过程又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念与价值观念的主体内化过程。正如孟子所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人与禽兽本来区别很少，教化的目的就是要将那“几稀”之处保存与发扬光大，并将人的太多的禽兽之性压抑住，甚至达到宋明理学家所说的“灭人欲，存天理”地步。毫无疑问，“人禽之辨”是必要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把理性作为人的德性（virtue）/“卓越”以示与动物区别，但亚氏对人的定义仍然是“理性的动物”，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人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界的。而儒家之辨则过分强调了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得道德成了与主体感性需要完全对立的东西，食色之性被限定在“充饥”的层次，而视“饱暖”为人性走向“淫欲”的物质前提。这样，人的应然生活与人性的需求之间必定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之中。而这一点又必定会加大“教化”工作的负担，以至于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道德教化渗透到了教育的所有方面，传统知识分子即士的唯一任务也就在于此。我认为，教化成本过高固然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但与教化内容本身的非人性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受教化者的抵触情绪是不无关系的。因为，一旦某种教化失去人性本身的支撑，主体对于教化内容的认同感就会削弱。而这一点无疑会使人的应然生活带有他律的色彩。
二是多元文化的挑战。在封闭的话语环境中，“应然生活”具有单一性特征。权威包括“圣人”与“基督”的“应然之言”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彻底地程式化，以至于任何例外都必会被视为一种“出格”或“异端”，会遭到舆论与制度的无情扼杀。孔子曾说：“攻乎异端，斯害己矣！”一种超出于“应然生活”模式之外的行为之所以不被允许，是因为它是一种有害于己的负面价值。这样，在传统社会里，“应然生活”的单一化与其霸权化/“独尊化”构成了人类道德生活的一体两面。但是，随着近代化的展开以及全球化成为人们生活无法不面对现实，各种不同的应然生活模式之间的碰撞便成了当代人类道德生活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民族的应然生活模式是互为“异端”的，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论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提出来的。而冲突对于传统的“应然生活”模式而言又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冲突的一方特别是处于劣势的一方会把对“应然生活”方式的维护当作反文化殖民化的武器之一，如原教旨主义兴起；另一方面冲突无疑是一种对单一的应然生活模式的解构力量，人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应然生活”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存在，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合理性的反思，人们不禁会问：我们所认同的生活方式是否就是一种最好的从而也是最道德的生活方式呢？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接受一种“好的和道德的”生活方式呢？是人家“不识好歹”，还是我们的好本来就不好或不甚好呢？或者我的好与你的好都只是“绝对之好”的一种表现形式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将丰富人类应然生活的形式与内涵，当然也将解构传统的单一的应然生活模式。
总之，如果说人性对传统“应然生活”形式的挑战是从内部进行的，那么，多元文化的挑战则来自于外部世界。人性的挑战表明，一种“应然生活”之所以好或有价值，必须尽可能地不违于人性，否则它便只是一部分人的好；而多元文化的意义在于，人类的“应然生活”或人类所认同的好与价值原来不只一种，而是多种，这恰恰证明人类的“应然生活”只是人类可能生活的形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