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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解读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
	时间：2009-09-30

	[ 内容摘要] 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曾占据着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并且对日后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只是随着近代政治学的兴起，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遭到了挑战，尤其受到了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者的严厉批判。本文试图通过揭示出当代自由主义者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的误读，同时指出其方法论上的问题，对其予以重新解读，进而为我们当今的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可借鉴性的思想资源。问题的提出：伦理与政治的纠缠伦理与政治，自古以来就是一直相互纠缠着。直至20世纪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和泛滥，导致价值与事实应该而且必定能够实现分离的这一乐观的判断曾一度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于是政治研究对价值的偏离成为理所当然，政治与伦理也就被强行地予以分离了。但是人们最终认识到价值中立原则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我们也无法回避在事实面前所必须做出的价值选择。尤其是在20世纪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极权主义，很多具有现实关怀的学者把这视为当今世界政治危机的标志，从而主张重新从价值合理性也就是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诊治这一危机，由此带来了政治哲学的复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伦理与政治的关系重新受到关注。由于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关于伦理与政治关系的阐述，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它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笔者在此重提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并不仅仅是基于上述原因，当代自由主义者对其的评价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普遍持一种批评态度，认为其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存在根本冲突，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动。笔者认为，虽然这种批评不乏深刻之处，但在本质上却是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的一种误读。由于他们的看法影响很大，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的重新解读，指出当代自由主义者的误读所在及其方法论上的根源，同时希冀挖掘出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对当今政治现实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概念的界定：何为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笔者首先想在这里声明，当代自由主义者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的误读并不发生在纯文本的层次上，而只是存在于思想评价层面上。因此笔者在这里对概念的界定并不是为了直接反驳他们，而是想通过对思想概念在事实层面上的界定为争论双方提供一个共同的和确定的靶子。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简言之，即主张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和目标，政治本身应该具有伦理价值，而个人也只有溶入政治才能真正实现和完善人的本质。总之，在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看来，所谓道德的生活不可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可见，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并不直接与历史时间框架内的古代西方世界的政治观相等同，而只属于古希腊，确切的讲，是从苏格拉底经过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这些思想家所秉持的政治哲学。希腊化时代和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哲学并不属于古典伦理政治观。因为希腊化和古罗马正处于由城邦向世界帝国转变的过渡时期，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开始疏远。人们不再有古典城邦时代对政治的那种热情，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个人的生活。相应的，伦理学逐渐脱离了政治学而获得了独自地位。像伊壁鸠鲁学派就不再把国家视为自然的产物，而是自私的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达成的一种契约。[1] 犬儒主义则专注于对德行的追求，鄙视一切包括政治在内的俗世事物。即使是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斯多葛派所主张的政治哲学，也认为个人道德的完善与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主要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城邦时代的思想家关于伦理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思想。由于苏格拉底并没有给后人留下系统的论述，笔者主要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系统的阐述出发来理解古典伦理政治观。要想对西方古典伦理政治观的内涵有一个全面深入的把握，就必须具体分析其内在的论证逻辑。笔者认为这种论证逻辑是在哲学和现实两个层面上加以展开的。从哲学层面上来讲，这些古希腊思想家普遍持有理念和共相的哲学观。柏拉图开创了理念论的先河。他认为，凡是若干个体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的，它们就有着一个共同的" 理念" 或" 形式".[2] 理念是现实世界的本原，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被人们感觉到的经验事物和现象世界则是不真实的，不属于存在的范畴。理念世界是普遍的，永恒不变的；而现象世界只是个体的，变动不居的，是理念世界的某种摹本和虚幻的影子。对理念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属于感观所接触的世界的认识则是意见。知识不可能错误，意见却可能错误。因此关于理念的知识只能被高超的智慧所把握。亚里士多德的共相论虽然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有很多批评，但正如罗素所说的，" 大致说来，可以描述为是被常识感所冲淡了的柏拉图。"[3]亚里士多德认为，共相是指具有可以用于述说许多个主体的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个体是指不能这样加以述说的东西。接着他谈到质料与形式的区别。一件事物的形式就是它的本质和它的原始实质。事物由于获得了形式才增加了现实性，没有形式的质料只是潜能而已。因此形式才是实质，它独立存在于它所由以体现的质料之外。可见，亚里士多德最终又回到了他力图批判的柏拉图的理念论。因为形式和理念均具有了唯一的实在性。所以亚里士多德被人这样评价：" 我们将会看到——他从柏拉图想把理念加以实体化的倾向之下，只曾把自己解放出来了一半。' 形式' 之与他，正如' 理念' 之于柏拉图一样，其本身就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在规定着一切个别的事物。尽管他是那么样尖锐地在追踪着理念从经验之中生长出来的过程，然而同样真确的是这些理念，尤其是当它们离开经验与直接的知觉最远的时候，终于还是由一种人类思想的逻辑产物转变成了一种超感世界的直接表象，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还转变了一种理智直觉的对象 ". [4]因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在本质上是趋同的，而对理念和共相的强调导致了他们身上具有整体主义和目的论的哲学气质。理念和共相无疑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与之相对的个体则是不自足的和虚幻的。而且，由于理念和共相才是事物的本质，规定了事物的基础和原则，因此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眼中，任何现实中的事物都应该具有某个确定的目的，即朝着理念和共相所规定的方向发展以完善自身。总之，整体主义和目的论必然导向对现实批判的审视，并努力寻求现实完善自身的途径。当然，这种哲学观离不开当时具体的历史现实在哲学家脑中的投射。在现实层面上，古希腊的城邦体制造成了对人们生活的全面统摄，个人的完善要独立于城邦而实现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城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小国寡民，公民的生活与城邦的活动难以区分。因此柏拉图强调追求城邦的和谐、统一和强盛，而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 人在本质上是城邦的动物". 经过在哲学与现实层面上的阐述，城邦与伦理的关系便显现了。在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城邦作为整体具有个人无法代替的价值。个人的道德完善必须求诸于城邦自身道德的完善。因此真正好的城邦就应该是正义的，也即应具有伦理上的价值取向。而目的论也要求城邦自身需要一个目标来规范其行为。在古希腊的思想家看来，这个目标便是善。苏格垃底深信，城邦应该是一种为了某种善的目的而存在的包括全体公民的道德共同体，这同样也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亚里士多德也认为，" 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5]在他的眼中，政治学就是研究城邦的善。可见，伦理不能独立于城邦而真正得到实现，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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