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前(上图)后(下图)的大寨后底沟。(资料照片)
改造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部分社员合影(前排右五为陈永贵)。(资料照片，摄于1964年3月)
大寨传奇（上）
大寨，一个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曾名扬世界长达20年之久。
20世纪60年代起，“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曾遍布大江南北，“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歌声曾响彻长城内外。
大寨，一时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与象征。
那么，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村是如何成为名噪天下的样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是如何兴起的？这片大山里的黄土梁子究竟给新中国的农业发展留下了怎样的记忆？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3月，北方大地春色初萌，一列火车行驶在华北平原，那是毛泽东出巡的专列。
3月23日，火车停靠邯郸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在火车上，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这个只有360人的小山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荒沟秃山上造田，从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间，除了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多万公斤，平均每户1500多公斤。而且以陈永贵为支部书记的大队干部队伍，坚持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300天。
毛泽东听了汇报，说：“是啊，我在报上见过文章呀，但是没细看。”陶鲁笳有备而来，随即拿出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和汇报材料。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毛泽东问陶鲁笳。
陶鲁笳掏出一张纸条，写上“陈永贵”三个字，递给主席：“不识字，这些年扫盲，才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陶鲁笳的“邯郸汇报”为一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单位与共和国最高领导者做了重要牵线，为大寨走向全国做了重要铺垫。
大寨，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小山村，“新中国成立前，大寨家家住的是破土窑，吃的是糠菜粮。全村不到60户人家，有9户吃不上饭出门逃荒，有4户灭门绝户。就是地主家里，也只是吃玉茭面，还没有多余的。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今年80岁的宋立英对记者说。这位陈永贵时代的大寨村妇女主任，依然精神矍铄。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业一直是窘迫和尴尬的，大自然给予这个农耕大国的土地瘠薄荒凉，在北方，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大寨可谓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相传大寨是宋代打仗时安营扎寨之地，大寨所在的虎头山山坡上是一条条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山沟；沟沟相连的是一道道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山梁。山坡上到处是石头，一块块巴掌大的土地不是挂在山梁上就是挤在沟边边，七零八落分成4700块散布在一面坡上。
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他的总统杜鲁门写信说：“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这个断言暗含着对即将登上执政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藐视。
战争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使新生的共和国对粮食的需求变得异常迫切。
1952年，陈永贵36岁。经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三次让贤，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山里汉子体壮如牛，却目不识丁。他不知道艾奇逊是谁，但他知道自己家因为没有饭吃已经先后饿死了四口人。
“有什么办法让这穷山沟多打点粮食？”陈永贵天天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转悠。
要粮食就要有土地，可大寨的土地在哪里？
大寨村中央有一棵老态龙钟的大柳树，“小时候，折柳枝扭笛子吹的时候，它就碗口粗了。”80岁的宋立英也不知道它多少岁了。
盛夏，大树柔须垂拂，冠若云盖，浓荫之下，是村人的饭场，男女老少端一碗小米??（大寨一种特有的稠粥）蹲在树下吃饭，曾是村里一景。大柳树下，也是村里人议事的会场。
转遍了七沟八梁的陈永贵与支部一班人合计了许久，在大柳树下宣布了一个宏大的规划：十年造地。
治坡修地，“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辈子不行，还有子孙！”大柳树下的陈永贵颇有愚公移山的气概。
为5亩地敲锣打鼓
大寨人所谓的造地，就是后来说的农田基本建设。
第一仗选定白驼沟。白驼沟500多米长，十几米宽，怪石嶙峋，荆棘密布。陈永贵与支部一班人仔细察看了地形，研究作战方案：总共要垒24道堤坝，采用“大兵团”作战方法。大寨人所谓的“大兵团”什么概念？全村男劳力加在一起只有58人。
村里老人疑惑不解：祖祖辈辈都是靠天吃饭，千百年来这沟就这个模样，现在要把白驼沟变个样，它服管吗？
1953年冬，数九寒天，白驼沟北风凛冽，大雪飘飞。
“70多岁的老汉都上了阵。”回忆当年情景，宋立英说。
“老汉的胡子都冻成硬邦邦的缕儿了，一早在家吃完饭，上山，中午妇女把家家户户的饭集中起来担上来，玉茭糊糊都成了冰坨坨。”当年参加这第一役的大寨村民贾承联说。
没有炸药，没有机械，只有几近原始的镢头、铁锨、钢钎、大锤。把怪石移开，把荆条除根，修平荒地。砸下的石头和铲下的土填在沟里，再垒上一层层石坝，形成一片片阶梯形的土“台子”，这就是著名的大寨梯田。
58条汉子，齐心合力，起早贪黑，原计划两个月的工程，只用了48天。全村投工1500多个，修筑了24道堤坝。完工后量了量，得地5亩！
虽然只得了5亩好地，却十分鼓舞人心，这毕竟是大寨人向穷山恶水要来的第一片土地。
完工当夜，落尽树叶的大柳树下，全村人敲锣打鼓，欢庆胜利，赞扬党支部领导有方。陈永贵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好，组织起来力量大。”从此，白驼沟改名合作沟。
一年后的冬天，大寨这个58人的“大军团”挺进后底沟，这一次筑起了25道石坎，获得了25亩好地；第二年早春，雪还没有融化，他们又在小背峪沟造了8亩好地。到1955年冬天，零零散散的几条沟变成了能打粮食的梯田了，转过年来，大寨迎来造地后的第一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到了349斤。大寨走在了全县的前列，成为昔阳县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典型，陈永贵因此受到了昔阳县的表彰。
1955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开荒3868万亩。这年年底，大寨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主要生产资料归社，陈永贵和支部一班人认为这种办法有利于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治山改土。
一个更大的“作战计划”呼之欲出。
三战狼窝掌
这个“作战计划”就是大寨故事中的华彩乐章——治理狼窝掌。
狼窝掌沟一千五六百米长、十三四米宽，落差200多米。山高坡陡、地形险恶、乱石遍地、荒草没腰、野狼乱窜、洪灾不断，给大寨人造成的灾难最大；然而因为它面积大，如果能够改造出来，给大寨提供的粮田也将会最多。
1956年冬天，大寨“军团”用镢头、扁担、荆条筐，劈山开石、担土造田。一个冬天下来，填了几万立方米土石，垒起了38道大坝，造出来20亩好地。
世世代代造孽的狼窝掌沟在他们手中居然变成了梯田，一些老人甚至坐在田埂上哭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梯田！
春天到了，狼窝掌开天辟地被播种了庄稼，大寨人惊喜地看着种子慢慢地出芽，期待着狼窝掌上的第一次丰收！
天有不测风云，盛夏，一场瓢泼大雨冲掉了一切。狼窝掌的梯田荡然无存，“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
大寨人傻了。
“干，还有奔头，不干，那才叫白忙活了。”在大柳树下，陈永贵召开社员大会，征求大家意见。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更像战场上的司令官下达命令：“不同意继续干的举手！”又有谁会举手呢，二战狼窝掌的决定就这样通过了。
这次大家总结教训，把石坝地基挖到1.5米，把第一层的坝身垒成4层，石头挑大的用。钢钎大锤开石，扁担铁索运石。整整三个月，倒下的坝又立了起来。春天，布谷鸟在山后叫的时候，狼窝掌又现生机，播种、施肥，精耕细作。转眼间，又是一片葱茏。
又到夏天，阴云又起。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半夜里的一声霹雳把陈永贵从炕上惊醒，他点亮马灯，提了把铁锨就出了门，直奔狼窝掌。
大雨如注。陈永贵跌跌撞撞上到山梁，狼窝掌已是翻江倒海，山洪像无数怪兽，横冲直撞，摧枯拉朽般地冲击着道道防线，转眼间，38道堤坝全部垮塌，所有田地化为乌有。
陈永贵挺不住了，躺在炕头上跟得了大病一样。时任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推开老陈家窑洞的门：“你给我起来，万里长征那么艰苦都走过来了，修的坝冲了，这算什么！”这话如同灵丹妙药，话音未落，陈永贵一骨碌爬起来：“张书记，我还要接着干！”
“狼窝掌还要来第三次！”大柳树下，陈永贵掷地有声。没有人异议，大寨人的倔劲儿跟他们的领头人一样。
这次，大寨人从自己住的窑洞、烧砖的窑和过河的石桥上找到了灵感，半圆形的窑门历经风雨不塌，奥妙全在这里：拱形建筑压力越大越坚固，例如著名的赵州桥。
“拱形坝、滴水坑，石灰灌缝，下来的水一扑，就分到了两边，压力就小了，再满了就下到底下的坑，跌下坑的水就像摔了一个跤，再爬起来就没多大劲了，压力就小了。”70岁才会写自己名字的宋立英，用最通俗的语言给记者解释了三战狼窝掌的战术要领。
大雪飘飞的时候，三战狼窝掌的战斗打响了。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
这次是玩命了！石坝除了垒成拱形，地基要5米深，根基要7层到8层，大石块间的缝隙用石子填充，灰浆灌注。
前两次把附近的石头几乎用光了，开石运石成了整个工程的关键。贾进才担负起最为艰苦的开山凿石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什上了山，严酷的寒风把他磨砺得像铁板一样的双手双脚冻裂了，渗出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汗水血水在石头上和成泥，冻成冰。社员们见了，十分感动，说：“老贾，你是我们大寨的老英雄、大功臣！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要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里这20多条大坝，哪条坝没有我打的石头？不都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计划一个月的工程，只用了20天。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垒到9米，灌浆用的石灰用去3万公斤。狼窝掌，这条最凶暴的山沟到底被制服了！第三次治理狼窝掌的工程建成后，经受住了几十年来几十次洪水，其中包括1963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的考验。
站在虎头山上看，由于退耕还林，狼窝掌沟郁郁葱葱，山沟被30多条大石坝拦腰裹住，一片片梯田把山沟装点得错落有致。现在的狼窝掌已是大寨旅游的重要景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仅仅这一条沟所生产的玉米，就够大寨村全年的口粮。
从1953年到1962年，从初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大寨人劈山填沟，重新安排山河，在7条山沟里垒起了总长7.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4700多块地修成了2900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好地。平均亩产从65公斤上升到385公斤，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超过500公斤，这个产量甚至比当时江南一些地区的产量还要高。在中国农业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
毛泽东从大寨看到了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曙光。
红透三晋大地
10年造地，让大寨声名远播。
原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曾在大寨蹲点三年的孔令贤向记者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大寨所谓的老少组、好汉组闹得沸沸扬扬时，在昔阳县却并不出名。1952年试办初级社时，县委圈定的名单中也没有大寨。在昔阳，大寨最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其建社以来粮食连年增产和推广农业新技术、干部参加劳动等经验。从1956年起，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连续出现在昔阳县出席全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集体、积极分子的名单中。
1959年，陈永贵被树为昔阳县农村党支部书记标兵，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12月，晋中地委在昔阳县召开整风整社现场会，初步总结了大寨精神。出道较晚的大寨同抗战时业已出名的老典型白羊峪、刀把口并驾齐驱，称为“昔阳三枝花”。
晋中地委上报的《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视。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6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充分肯定了陈永贵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参加劳动中所做出的成绩。
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
不久，《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7月1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的社论。社论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而陈永贵正是这样的典型，其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文章指出：陈永贵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这篇文章为大寨红旗的升起做了重要的铺垫。（李砚洪）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