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村口依然矗立着“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标语。

1963年百年一遇的洪水冲毁了大寨的房屋、窑洞。（资料照片）

洪灾后，大寨人完全靠自己的双手盖起了新居。（资料照片）

大寨传奇（下）

“三不要”和“三不少”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在农业阵地上》的同时，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向虎头山。

1963年8月2日，倾盆大雨浇向大寨，浇向昔阳，一直持续到8日。

“没见过这么大的雨，7天7夜。窑洞前那条大沟满了。”宋立英说。

陈永贵是8月1日离开的村子，参加昔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2日大雨来袭，会上的陈永贵如热锅蚂蚁。好容易挨到8日大雨初停，县气象站传出雨情：从8月2日到8日，全县平均降雨590毫米，是去年全年的雨量，百年不遇。全县受灾严重。

8日下午人代会结束，陈永贵急匆匆赶到松溪河边，只见浑黄的河水满畔彻岸，咆哮着打着漩涡急速奔下，已没有了道路。他低着头急速溯河而上，步行十几里，找了一处河面宽阔、水流稍缓的地方强渡。

两年前已任大队长的贾来恒、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和党支部委员贾承让支撑着大寨。连日来，支部一班人就没有一个休息过，党团员、民兵、青年组成抢险队满村巡查，排险救援。

雨停那天，贾来恒、梁便良、贾承让巡山转村走了一圈，回到大队办公室，一个个如霜打的庄稼，低头叹气：

全村709亩土地，140亩地基被冲毁，40亩上塌下淤禾苗皆无，200亩庄稼倒伏于泥水中；

80户社员，78户塌房。145眼窑洞全部塌毁的113眼。126间房屋，倒塌78间；

淤没粮食11787公斤，其中集体4805公斤，社员户6982公斤……

陈永贵回到村时，天色已晚。大队办公室一片静寂，死气沉沉。

“那次会我也参加了，贾承让先说了受灾的情况，陈永贵就问，‘人怎么样？’听说人没有伤亡，老陈说，人没事就好，只要人还在，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体，还战胜不了这点灾害？洪水冲走了一个破烂的大寨，咱们再用自己的双手建一个新大寨。”宋立英回忆。

首先得安置群众，“1961年，大队曾建了4间大房子，现在派上了用场，全村男女老少三四百口人集中住在一起，秸秆打成地铺睡人，大柳树下支起几口大柴锅做饭。”现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说。

吃住暂时解决了，当务之急是地里的活，整修毁坏的堤坝，扶起倒下的庄稼。200多亩玉茭、谷子东倒西歪，有的成片被污泥深深淤埋，如果尽早扶起来，加大追肥和田间管理力度，支部估计，粮食亩产量不会少于去年。

白天治坡，晚上治窝。那时，大寨人的工作量大得惊人，白天在山上修地，晚上回到村里盖房。男人们筑坝，妇女和孩子把一棵棵庄稼扶起来，站不稳的就几棵捆在一起，互相支撑，孩子们把这叫做“组织起来”。

此时的大寨在昔阳、在晋中、甚至在整个山西早已声名远播，大寨遭了灾，牵动着各界人士的心。要给予支援的信函、电话不断。

要不要外援？陈永贵来到贾进才家，多年来，老陈遇到难以决定的事，一定找这位老哥哥商议。老贾也知道陈永贵心理。两杆烟袋烧了半宿，“自己能干的事还是自己干吧。”老贾这话更坚定了老陈不要外援的想法。

先是县里来电话说，给大寨拨了一笔医疗费，“人没有伤亡，要什么医疗费！”大寨人挡回了第一笔外援。

随后，一辆满载苇席、棉衣、被褥的大马车驶到村口，这是昔阳县机关干部捐献的，“全昔阳都遭了灾，还有更需要的村子，拉回去吧。”大寨党支部挡回了第二批物资。

接着，县里专门拨出1000元救济款给大寨。支部决定，退回！

党支部对全体社员宣布：“大灾之年，我们不要救济物资，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还要做到粮食亩产不少，群众口粮不少，上交国家公粮不少。”

陈永贵说：“有我们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根扁担俩箩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

“三不要”做到了，“三不少”呢？未及秋罢，老陈就让贾承让和赵素恒核实农业数字。

据赵素恒报告，1963年大寨有收成土地564亩，粮食总产21万公斤，仅比拥有712亩粮田的上年少产6.6万公斤，亩产372.5公斤，同去年接近；卖给国家粮食12万公斤，社员口粮200公斤，皆达去年水平。与此同时，一排排新窑洞、新房屋也立了起来。

1963年11月，昔阳县委和山西省委先后发文肯定大寨抗洪壮举，号召向大寨学习。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名为《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的报道，高度赞扬了大寨人所取得的不同凡响的成绩。

从“大庆”到“大寨”

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始终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立国之本。大寨人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坚持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无疑契合了毛泽东大力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与大寨几乎同时，工业战线也出现了另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大庆。

同是1963年，东北松嫩平原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自主勘探开发的特大油田——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

从1960年5月开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石油行业4万多职工，来到茫茫大草原进行石油会战。干打垒住宿，草籽野菜补粮食不足，肩扛背驮设备，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到1963年底，经历三年多会战，把中国贫油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并锻炼培养出一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

其时，正值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之时。在此形势下，要鼓舞和引导人们在困难时期加强党的领导，团结依靠群众，振奋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渡难关，迫切需要榜样和典范。而大庆和大寨，正是在这时候“横空出世”。

1964年1月，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传达学习大庆经验。会议期间，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希望在水利战线上也树立一个大庆一样的典型，参会的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高进财便推荐了大寨。钱正英听了，十分满意，邀请陈永贵在会上介绍经验。

陈永贵由昔阳县委办公室的李锦荣陪同进京，向与会的300多名代表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战胜特大洪灾的经验，不用讲稿，口若悬河，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博得满堂喝彩。

此时北京市正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听说山西省出了个大庆式的典型，而这个典型的代表人正在北京，决定请他在大会上做报告。

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委和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机部、石油部等各中央单位的干部，同参加北京市六级干部会议的农、林、水及郊区公社、农场负责人等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陈永贵的报告。会议主持者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极其热忱地欢迎陈永贵的到来。

这位身穿黑棉袄、头扎白毛巾的太行山农民，登上庄严肃穆的大会堂讲坛，用一口浓重的昔阳方言从容不迫地讲了三个小时，以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大寨之路，给刚走出三年困难阴霾、渴望实实在在发展的人们以巨大的感染和鼓舞。

中共北京市委印发了陈永贵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号召北京郊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向大寨人学习，在北京地区掀起一个“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的宣传热潮。

5天后，《北京日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冠以《大寨——我们的一个好榜样》通栏标题，详细介绍了大寨经验。

大寨和陈永贵，一时成为京城街谈巷议的话题。

陈永贵在大会堂的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实况录音，在陈永贵尚未离京时便播出了，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方言，连同会场上的热烈掌声，飞越千山万水，传遍神州大地。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这篇生动而耐读的通讯，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为《大寨之路》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社论说，大寨人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那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全国 “农业学大寨”

1964年4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以及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结束考察后，廖鲁言一行向党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

这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提到了大寨。那是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毛泽东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一个月后，已看过廖鲁言调查报告的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大寨，他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显然，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的毛泽东已决定要树立大寨作为全国农村的典型。

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这样，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升起。

不过，尽管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把大寨树为典型，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正式提出是1966年8月12日。这天，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此，“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传遍神州大地。

大寨，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了中国农村的圣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全国四面八方汇聚于虎头山，最多的时候，一年有206万人拥入大寨，平均每天都有5000人登上虎头山。

随后，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北遵化的沙石峪大队、河南的林县等等。到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之时，全国已有学大寨先进县（市）316个，占全国县（市）的13.4%；已有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400斤）的县（市）725个，占总数的31.2%。

持续15年的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1964年至1978年，历时十几年时间，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一系列决议和举措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总体部署中实施的。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中间经历了动乱时期，但中国的农业发展、农业基本建设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当时，兴修水利成为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规模和投入不断扩大，并逐步产生了效果。到1977年，全国各地共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建水库七万多座；到1978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