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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试验成败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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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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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是由点及面的波浪式演进过程。从“点”的角度来看，我国先是在1980―1984年间批准了几大经济特区，接着在1985―2005年间批准了大量的开发区，2005年以来又推出了6大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试验区）。与以前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相比，试验区的设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才能让试验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试验区的“争夺”利于改革发展
由于受到思想的禁锢和改革开放旗能打多久的影响，以前申请设立经济特区的地方比较少。现在大家思想解放了、对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因而争先恐后申请设立试验区的地方多了。和经济特区的争夺相比，试验区争夺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创意性，属于知识密集型活动。地方要申请成立试验区，必须对本地区在全国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对国家的需求、改革的动向有足够的了解，必须认清本地区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环境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针对国家需求创造性地策划和制定综合配套改革系统方案，这样才能获得审批者的认可。
规范的试验区争夺有利于充分显示各地的潜力和优势，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地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国家深化改革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当然，试验区之所以如此受地方政府的青睐，不仅是因为它是国家科学发展极，而且也因其对地方改革发展具有以下两个功能：
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地方政府对当地进行包装和行销。一旦某地获得了试验区的称号，实际上就明确了这个地区、这个城市在国家和区域的增长极地位。这有利于当地向上级政府、企业界、旅游者、投资者、当地居民包装本地区、行销本地区，可以向上级政府争取资源，向投资者争取投资，让旅游者来旅游，当地居民也会引以自豪，在此安居乐业，进而集聚资源，占领市场。
试验区的设立能降低地方政府推进改革的政治风险。试验区改革面临错综复杂的利益环境，不仅可能与现行某些法律与政策有冲突的地方，而且可能受到强有力的利益集团阻碍。试验区的设立让地方政府获得了先行先试权，不仅将给当地带来先发制人的发展动力，更将大大降低地方政府组织和推进综合改革的政治风险。
试验区的设立，能够相对加速所在地的又好又快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公平。事实上，只要我们能够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保障人口自由流动，只要正确选择了试验区的最佳区位，试验区的设立就能最大限度地带动全国和区域的发展，最大限度地让全国最广大人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增进全国人民的福祉。
“试验区”的布局高瞻远瞩
试验区的布局体现了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前的6个试验区试点分别位于上海、天津、武汉、长株潭、成都和重庆等城市或城市群，全部集中在沿海、沿江经济带。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必然。为什么呢？试验区是全国科学发展的增长极，它的设立最终将带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点线面相结合的集聚发展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也不能例外。问题是应在哪儿集聚发展。从各地区的发展潜力和优势来看，沿海、沿江（特指长江）T字形地带肯定是我国集聚发展之地，是中国日益重要的人口和经济集聚的轴心地带。把作为科学发展极的试验区布局在沿海沿江地带，有利于充分发挥沿海沿江地区的潜力和优势，带动全国又好又快发展。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中央还将进一步增设新的试验区的话，在布局上可能将表现出三个趋势。一是进一步在沿海沿江T字形地带选址设立新的试验区；二是在人口和经济份量仅次于沿海沿江地带且对全国国土均衡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欧亚大陆桥经济带（沿陇海兰新交通走廊地区）布局新的试验区，逐步促使全国形成更加均衡的由沿海、沿江、沿桥三大带组成的π字形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三是为了适应生态保护的需要，也可能在π字形之外选址布局一些以生态保护为主要目的和功能的试验区。
试验区的成功在于解放思想
试验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回答了中国要不要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思想解放，回答了中国是姓“资”姓“社”的问题，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两次思想解放使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果没有前面的两次思想解放，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
前两次思想解放带来了以经济为主的改革开放、实现了初步的国强民富，要想发挥试验区的引擎作用，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强国富民，就必须进行以民权为核心的第三次解放思想，只有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民权思想，才能突破综合配套改革的体制瓶颈，有效地推进统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才能进一步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保障科学发展。
试验区成功要避免利益陷阱。当前综合配套改革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与改革开放初期显著不同的。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是“道义人”，普通个人和集体普遍把改革等同于发展、国家发展等同于自己的发展，普遍拥护改革。改革的争论只是领导层围绕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只要领导问题解决了，改革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然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当初的“道义人”变成了利己的“经济人”，个人、集体各有各的利益，人们对改革引起的利益再分配敏感了、更加关注了。凡不利于本人本部门相对利益的改革，他们通常会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阻挠，各方面讨价还价的结果可能是改革停滞不前，或沿着某些强势利益集团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这就是综合配套改革可能面临的政治经济陷阱。
其中，两对利益关系特别突出。一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国家有国家的目标，地方有地方的想法，二者怎么协调是一大挑战；二是公共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协调，公共利益是国家设立试验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归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改革要靠大家去实施，需要不同利益集团的参与，公共利益难免会受到集团利益的影响。
监管机制是否完善影响试验区发展。综合配套试验最后要靠地方政府去实施，地方政府是否按国家目标去做，中央必须有相应的监管机制。特别是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要有所变动，不能过分强调GDP增长，必须在社会进步、生态保护方面增加权重。只有完善监管机制，综合配套试验才有可能取得预期成果。
（作者为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博导，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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