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改革开放引入我国以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中国哲学建设有所启迪。但不可回避的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始终没有解决好两个问题：其一是始终没有解决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问题，难以形成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自觉意识，导致学院化的研究方式日趋严重；其二是始终没有处理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使得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难以真正成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的理论资源。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这一基础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研究立场、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的转换。

     首先，从研究对象选择的视角看，我们应当把重点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流派的追踪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指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不仅对马克思哲学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同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最为接近的血缘联系，并且特别重视对诸如马克思所讲的实现哲学革命的性质和意义，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形态、理论体系、理论功能和理论使命等关乎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与根本理论问题的探索。同时，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为我们更好地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了一系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流派。在笔者看来，我们应该着力研究的是英美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英美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根据当代西方社会条件的变化，集中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的未来、阶级和国家问题、剥削和社会正义问题以及生态问题等，他们所探讨的这些问题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前沿理论问题，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更大的价值及意义。

     其次，从理论问题研究的视角看，我们应当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进程的产物，通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探讨和揭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内在机理与文化源流。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在西方社会和哲学文化从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在这一历史转型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断裂点上来思考和阐发马克思哲学相对于近代唯物主义的特殊性，阐发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现代性质和意义。这也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必然不同于包括俄国、中国在内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种差异我们不能抱着“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只能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各国的具体实践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些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应该看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最后，从研究方法转化的视角看，一方面，我们应当摆脱学院化的研究方式，面向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增强我们研究的问题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当代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我们应当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采取了对其思想和理论观点展开资料评介的哲学史研究方式，这种资料评介在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长期停留于这种研究方式，既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沦为一种单纯学院化研究，也使我们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和学术传统。当前必须通过强化理论研究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对这些理论问题的运思过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拓展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

(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