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黄帝陵祭陵的学术研讨主题是“清明·民族感恩：传承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迎接民族复兴。”对此，我想谈一点体会。

　　为什么今年确定这样一个主题？2009年是中华民族日益接近民族复兴的岁月，全国正在准备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一年又是我国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遇到严峻挑战的一年。这就是说，2009年既是充满蓬勃生机，又有困难和风险的一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加需要从民族的先辈们和民族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将这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使人们的“感恩”情怀成为对于历史和文明进步的礼赞，成为实现和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

　　在这种意义上，最能体现中华感恩文化特征的，首先要提到对人文初祖黄帝的纪念和祭祀。距今5000多年的炎黄时代是中国走向文明的开端。“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我国西周时期的文献《周易》和《尚书》，本义是光明而有文采。炎黄时代的原始农业和文明初创揭开了中华文明的帷幕，此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出现了西周礼乐文明和“大一统”的秦代制度文明，进而出现了灿烂辉煌的汉、唐文明。在清明祭祖时回溯历史，使我们懂得：缅怀先辈功绩，继承发扬他们克服千难万阻、推动历史文明车轮前进的民族精神，这样才能不断激励中华儿女去创造新的幸福生活。

　　然而历史不是平坦的，充满曲折，那么，如何才能克服困难不断前进呢？中华文明中的独特“感恩”视角向我们提供了另一幅历史的画卷，它的名字叫作“多难”与“兴邦”。

　　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各国有时联合，有时争斗，兴亡交替。当时晋国的司马侯说过这样的话：“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左传·昭公四年》）这里讲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多灾多难，如果解决得好，可能国家富强；再一种情况，国家无难无虞，也有可能丧失国邦。可见，在中华文明中并没有说“多难”必然可以“兴邦”，而是说，多难既能兴邦，也可衰邦，甚至可以毁邦，关键不取决于灾难本身，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待灾难的态度，是否充分吸取教训，提出正确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勇于战胜灾难。

　　关于人们是否能够克服灾难（含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取决于当时的当政者们，是否能经常反省自己制定的政策；这种政策是顺应民心，还是有违民意，古人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当政者应当经常照“镜子”。例如，西周时制礼作乐的周公在《尚书·酒诰》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理念。古代的镜子称为“监”，周公要求为政者不要用水做镜子，而是要把人民当作镜子，时时对照、检查自己，反省为政的得失。类似的格言屡屡见于周人的文献，足见在我国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已经产生了“民本”思想，这是中华文明中最宝贵的为政思想。

　　我们从中华典籍中可以看到，古人往往从铜镜中引申出哲理。最早有关铜镜的记载，几乎全是以镜为鉴，引申出以民为本的道理。《战国策·齐策》中有一则“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说：齐国的邹忌“朝服衣冠，窥镜”，自以为不如当时有名的美男子徐公，然而家人朋友们说他比徐公美。邹忌由此联想到，人不可受亲友美言的蒙蔽，要听真话、实话，要有自知之明。邹忌把这个道理讲给齐威王听，齐威王觉得很有启发，便下令鼓励群臣吏民批评自己的过失，在政治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各官府衙门的大堂上都挂有“明镜高悬”等大匾，寓意明辨是非、公正无私。唐太宗李世民说自己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政要·任贤》），认为用铜镜作为镜子，可以看到衣冠是否端正；以历史作为镜子，可以知道兴亡变化的道理；以贤人作为镜子，可以明白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从唐太宗开始，唐代帝王经常把铜镜赐给政绩卓著、作风清廉的官吏，表示奖励和鞭策。这些在当时虽然不能根绝腐败官僚作风，但是表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廉洁政治和高尚人格的强烈愿望。

　　还要提到，我国古代有大志向的文人学士经常以照镜来比喻自己能否实现大抱负。例如“诗圣”杜甫五言绝句《江上》，其中有一句是“勋业频看镜”，使人联想翩飞。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容颜是否已经苍老，为国家建立功业还有没有希望。看了以后，如果发现自己英姿焕发，就可获得一个令他鼓舞的正面答案，也就不必再照镜子了。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镜子里的形象已经是颓鬓衰颜，看来难以实现宏愿。但诗人频频照镜，把他从担心到灰心，再到不甘心的心理活动，全都形象地表现了出来，透露出诗人的高尚情操和志向。

　　从以上事例中不难看出，“多难”是否可以“兴邦”，在古人看来，这取决于能否以“民”为“镜”，实行民本政治。这有很深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仔细体会。

　　反言之，“太平”亦可“丧国”，这也是有条件的。众所周知，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君主制度的统一国家，但由于劳役地租和人身奴役的苛重，出现了人民推翻秦王朝的历史事件；秦朝只存在短短的十几年。

　　在距今两千年前，西汉初年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贾谊，他拨开历史的云雾，看到真理的一线曙光，认为秦之亡国，在于当政者不能施行仁政。他掷地有声地说，君以民为愚昧，吏以民为不肖，自古至于今，与民为敌者，迟早会失败，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诸如此类的历史洞察，是中华古代文明中的珍宝。

　　后代许多文人学士也从不同角度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唐人章碣写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焚书坑》。原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是讽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憎恨儒生们引经据典评论为政得失，于是实施焚书坑儒。没想到坑灰未冷，关东诸侯、布衣豪杰纷纷起义。其中给秦王朝以致命打击的刘邦、项羽，原来都是根本不读书的人。这首诗说明了一个道理：封建王朝的短命，既不在读书人，也不在书本本身，而在于当政者是否以“民”为“镜”。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华古代文明中的“民本”思想，我们应研究并加以借鉴。不过，也要看到，由于历史的限制，古代的“民本”思想没有也不可能在最终意义上确立“人”或“民”的主体地位。因此，从“民本”进到“人本”，承认并在制度上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我们为之奋斗的民族复兴不是简单地追求传统意义上的以“民”为“镜”，而是要实现社会的深刻转变，实现现代中国公民的“以人为本”理念，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向一个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社会的跨越。

　　我们研讨“民族报恩”，不忘先辈，不忘历史，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是为了继承并发扬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以便用实际行动迎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那么，什么是民族复兴的具体内容？胡锦涛同志在2008年12月18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伟大的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是说，我国再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认认真真地使“以人为本”的治国理政理念全面得到落实，就可以实现民族的真正复兴。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有“民族报恩”的情怀，不忘为中国文明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先辈们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