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生态社会主义（即生态运动中的“红绿派”），在苏东剧变前，不要说在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就是在生态运动理论阵营内部，也不占主导地位，那时在生态运动理论阵营内部起主导作用的是生态主义（即生态运动内部的“绿绿派”）。苏东剧变后，生态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它不但后来居上，其影响超越了生态运动理论阵营内部的生态主义，而且在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声誉大振，一跃成为当今西方思想理论界最引人瞩目的思潮之一。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它的这一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其影响日益扩大同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入反思和批判是成正比的。生态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正当许多人借助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而对当代资本主义高唱赞歌之时，它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展开更加激烈的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从本质上说就是生态危机，而这种生态危机主要源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调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一贯立场。它与生态主义的分歧主要是在对造成现代社会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上的分歧。生态主义回避资本主义制度，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生态主义用非历史的等级概念来取代阶级剥削的概念，认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是引起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根源；而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根源，而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直接导致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前者对现代社会中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的批判，基本上不涉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而后者则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这方面，最能体现生态社会主义基本立场的是高兹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一书。高兹用他的政治生态学观点来分析当今的生态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紧密相联的全面的社会危机。高兹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他强调：追求利润这一动机同生态环境必然是相冲突的，利润动机必然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

    苏东剧变后，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深入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不仅仅有像高兹这样的老资格的理论家，一些新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展开的批判，比起高兹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英国的大卫·佩珀和美国的詹姆逊·奥康纳等。

二、后殖民主义学派：“美帝国主义正逐步演变为文化帝国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为标识，在西方世界形成了后殖民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真正产生广泛影响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苏东剧变以后。其代表人物，特别是其主要代表人物萨义德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放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反而借助于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更加严厉、更加坚定地讨伐资本主义。

    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拉开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序幕，也开创了立足于中心和边缘的结构来解释西方和东方的关系，并进一步通过这一解释揭露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先河。苏东剧变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讨伐，基本上是对《东方学》一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强调，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信念：西方文化不仅属于西方，而且具有普世性，可以把西方文化视为一种全人类的标准。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配下，形成了“东方学”，而西方世界正是依靠炮制和宣传“东方学”来统治东方世界的。“东方学”始终把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来研究，作为西方的边缘来研究，作为西方的反面来研究。“东方学”家把东方视作有待解剖的标本，有待教化的学生，有待审判的嫌疑犯，甚至是有待改造的罪犯，使东方由异于西方的世界变成了有待改进的罪犯。“东方学”不断把东方作为一种边缘性存在，不断证实西方的中心位置。“东方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这些对立包括：理性、发达、文明、高级的西方与非理性、落后、野蛮、低级的东方；不断进步的西方与永恒如一、始终不变的东方；自我界定的西方与没有能力界定自己的东方；作为主体的西方与作为客体的东方；作为普遍性的西方与作为特殊性的东方等等。

    萨义德认为，正是在“东方学”的影响下，西方完成了对东方的征服。他甚至这样说：“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只要他受过‘东方学’的教育，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东方学”的兴起与英法等西方国家夺取东方大片殖民地之间有着惊人的平行关系。西方殖民者越是要把东方人从所谓的黑暗中拯救出来，“东方学”中的东方的形象就被抹得越黑；而“东方学”家把东方的形象抹得越黑，殖民者也就越是需要拯救东方。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殖民主义历史。

    萨义德还指出：殖民统治者不但用西方的思想去理解东方，而且鼓励东方人用西方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现实。“东方学”对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扭曲，最终有赖于东方人的自觉认同。“东方学”的最要害的地方是使自己不但得到了西方人，而且也得到了东方人的认同。萨义德说道：“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在“东方学”的影响下，东方人像西方人一样视西方的价值观为唯一可取的价值观，西方所走过的道路为人类社会唯一的道路，认为西方代表了人类的“现代”，东方则处于“传统”的地带，东方人除了重复西方的道路，别无他途。

    苏东剧变后，萨义德继续进行其“东方学”的研究，继续通过这一研究揭露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文化入侵。由于这是在苏东剧变后，西方政要空前趾高气扬的背景下的研究，萨义德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富有特色的批判，格外引人注目。

    萨义德在苏东剧变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反映在他于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如果说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以中东地区为对象，探讨了帝国主义是如何以话语想象地构想出所谓东方的形象，那么，在作为《东方学》的姊妹篇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他把视野扩展到了中东以外的其他殖民地，如非洲、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区，他通过对简·奥斯汀、加缪和康拉德等文学作品的解读，进一步揭露了西方文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即揭示西方帝国主义是如何通过这些文学叙事来建立其作为“他者”的殖民地的文化的。

    萨义德仅仅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个代表人物，除他之外，还有许多代表人物，如斯皮娃、巴巴、范农、霍尔、扬格等，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展开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独特的批判。他们的这种批判已经并将继续影响着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思考。

三、世界体系分析学派：“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

    如果说以萨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流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一种文化批判的话，那么，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开创的世界体系分析学派则致力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沃勒斯坦是西方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他原创了世界体系分析理论，借助于这一理论，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对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垄断而不是竞争，资本主义是市场的敌人的分析。美国的福山把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说成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从而发出了“市场经济万岁”的呐喊，而一些欠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也主要是学习其市场经济模式，从而也把实施市场经济视为振兴自身赶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途径。针对这样一种认识，沃勒斯坦独特地提出了能否把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按其本性究竟是市场的推进者还是市场的敌人的问题。对此，他的观点十分明确：无论是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还是观察资本主义的现状，都清楚地显示出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并非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控制市场的垄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之所在，“正是这一点将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清晰地区分开来，也许它同样将资本主义与最终可能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区分开来。”

    对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特别是美国正日益走向衰落的分析。苏东剧变后，正当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许多人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大获全胜而高奏凯歌之时，沃勒斯坦却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胜利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这一体系，特别是作为这一体系核心的美国正陷于空前的危机之中。他把1791年至1945年称为美国的昨天。在这段时间，全新的美利坚在反抗母国的起义中诞生了。美国为自己，也为欧洲树立了一座希望、理性和人类潜能的灯塔。美国被视为充满个人机遇、真正能实践法国大革命口号“有才能者就有用武之地”的好去处。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美国的这段历史，不难发现美国在这段时间还是维护了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真正获得自由的只占美国的一半人口，而这一半人的自由是以另一半人的不自由作代价。

    沃勒斯坦所说的美国的今天，始于1945年结束于1990年。在这段时期，美国成了世界体系的霸主。美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美国人有理由称这一时期为“美国的世纪”。但是，“每一项成就都是有代价的，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的统治者力图建立一个永远繁荣的美国，但实际上，“繁荣的代价开始清晰化，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渐渐被察觉，而且美国的制度结构如果说不是快要瓦解那也是不稳定了”。人们开始发觉国际上和美国内部贫富差距、核心和边缘的差距、既得利益者和非既得利益者的差距正日益加大。20世纪60年代这种差距仅是相对的，到了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变成绝对的了。

    沃勒斯坦着力论述的是美国的明天，即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美国。美国将不断地衰退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衰退可能是缓慢的，因为霸权大国还有一定的储蓄。摆在美国面前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剧烈的社会冲突这条不安之路，把难以控制的下层阶级强制镇压下去，这是一条新法西斯主义道路;二是社会联合之路，在这条道路下，将放弃自由和繁荣的好处去追求平等。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美国不可能走第一条道路，而只能走后一条道路。他认为，“美国很快将由现在保守的、维持现状的、自由的市场经济领袖变成也许是世界上最以社会福利为导向的国家，且具有最为先进的再分配机制”，“美国将成为一个准社会主义的国家”。美国将在国内基本消灭非既得利益集团，也许美国将第一次结束半奴隶半自由的状况。但这样做，美国将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关键在于，美国并没有在物质上强大到足以资助地位低下的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抓紧剥削第三世界人民。到2025年或2050年，更大的报应就会来临。他把对美国未来50年的境况的预言概括如下：“一方面，是财富日益增长的北半球而且内部相对平等(对它的公民而言)，同时，美国不再在经济上甚至在地缘政治上领先，而在社会平等方面还是领先的;另一方面，是一个日益处于不利境地的南半球，反对西方所信奉的价值观，且伴随着大量人口试图移民北半球，这样，在北半球内部又将出现一个南半球，从而加快了世界体系崩溃的过程。”他承认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预测。

    对美国向伊拉克开战的真正动机和后果的分析。美国为什么要向伊拉克开战?是为了帮助伊拉克人民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这一独裁者吗?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吗?沃勒斯坦认为都不是。在他看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战争而战争”，是为了“向世人显示”它仍然是有力量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从表面上看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易帜，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而变得无比强大，但实际上苏联的崩溃反而成了美国的灾难，美国因失去最重要的政治武器一下子衰弱了。如果还有强大的苏联存在，就不可能发生“9·11”事件，而“9·11”事件的发生正是美国走向脆弱的最有力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诉诸严厉的、符合美国身份的手段——发动战争，一方面为自己鼓舞士气，另一方面震慑他人。

    四、依附理论学派：“当今资本主义正面临着有可能被社会主义取代这样一个挑战”

    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分析学派是从依附理论学派中分化出来的，当我们了解了前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分析以后，不能不进一步探究一下后者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理论。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公开声言，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在苏东剧变后，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奥尼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和萨米尔·阿明便是依附理论学派的执牛耳者。

    多斯桑托斯承认：“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在当前面临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我们还应看到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的时候，面临着有可能被社会主义取代这样一个挑战”。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一些人看好当代资本主义，主要是出于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畅行世界，私有化运动的大力推进的偏爱。多斯桑托斯针对这一点明确地指出，以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为标志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经济发达国家兴起，是一种反动的历史现象。自由主义肯定是“反动的思想”，“它的反动性主要表现在资本统治势力，力图把当今的世界拉向后退，把当今的世界拉回到寡头的统治时代，而且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

    其二，一些人把国际间的资本更加自由的流动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繁荣的标志。多斯桑托斯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国际间资本的更加自由的流动不是给资本主义带来繁荣而是使之陷入更深的泥坑。他首先分析了国际间资本更为自由的流动所产生的背景。在他看来，以国家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占主导地位，在国家干预政策的主导下，才使金融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由于存在着大量的贸易不平等，日本、德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拥有了巨大的贸易顺差，日本、德国的银行大量向美国市场投资，美国为了吸引这些国际资金，给予了很高的利息。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资本流动也造成了巨大的金融投机，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的框架”。他认为，国际间的资本更加容易的流动所造成的巨大的、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由于有着巨大的投机资本的流动，同时存在着巨大的贸易赤字，所以政府不得不每年付出高额的利息。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开支的10%不得不用来偿还利息。他强调：国际间资本的自由流动不但给美国带来了35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而且给发展中国家也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以自己的祖国巴西为例加以说明。巴西政府每年的开支，有40%用来支付这样高额的利息。人们可以想象，在支付如此高额的利息之下，巴西政府怎么可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教育、健康和运输的需求?在巴西，如果你要建一所学校，或者建一所医院，向政府申请资助，政府会告诉你：我们没钱。但是，如果银行要发生危机，政府会立即掏出20、30以至40亿美元给他们。

    其三，一些人认定国际政治领域正完全朝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多斯桑托斯对这种看法也很不以为然。他说：“原苏联解体了，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因为我们可以从当中吸取很多的东西。”他认为，要把握当前的国际政治的走向，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产生这种走向的背景：以生产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实力有所加强。他强调：“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是分析当今世界发展和变化的真正的、卓有成效的工具。”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工人阶级及其运动可以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之下，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将有好的机会影响世界、影响其他国家。在美国的西雅图发生了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示威游行，就是当前这种变化的反映。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所引起的反对浪潮，包括美国工人运动和各种流派的非政府组织，都一致反对力图把世界的经济控制在少数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手中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断言：“新自由主义思潮正处于日渐低落时期。”他认为，新自由主义以及代表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国际机构，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处于非常严重的危机之中，亚洲的金融危机表明了这一点。目前，人们对这些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机构普遍丧失信心。

    苏东剧变后依附理论学派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代表作是萨米尔·阿明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该书实际上是阿明的两部著作，即《时代旋律的批判》和《心路历程——半个世纪的审视》的合集。前者主要分析了当今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危机，抨击了“两极分化现象”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后者主要审视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历程，记载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论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以阿明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同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学派是一脉相承的。

    阿明在演讲中则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功能，他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观察当代资本主义，“我们就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具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它和人性有很大的矛盾之处”。与此形成相应的对照，社会主义将会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而且是符合人的根本价值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从资本主义产生的15世纪以来，全球化就在不断地进行，只不过它的进程在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又有了一种加快发展的趋势，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但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当前，全球化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所面临的问题也日趋严重。

    他认为，人们应当睁大眼睛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劳动的异化，同时在全球的层次上发生一些分化的趋势。在过去的20年当中，全球化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国家之间也产生了一种分化，发展不平衡也在不断加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面对资本主义这一本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有正确的战略来面对它。

(作者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