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西医之争”又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记者就此采访了美籍华人名医、美国明道大学校长张绪通博士。

　　记者：您是一位西医学博士，后又学了中医，可以说学贯中西。您是如何看待这几年颇为热闹的“中西医之争”的？

　　张绪通：记得有一句至理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中西医之争”其实也是一样，总得有一个硬道理。安全、有效、让广大民众看得起病的医学，才是老百姓欢迎的医学。这是评判一门医学的科学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硬道理。

　　“中西医之争”中有一种极端的论调，就是中医一无是处，西医绝对科学。美国有个电视广告，说的是一位经放、化疗后的癌症病人，全血细胞下降，一付病入膏肓的样子，经用美国安进公司生产的Epogen（促红细胞生成素）、G-csf（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放化疗辅助药物后，精神旺健，与孙儿戏耍，享受天伦之乐。任何一个经放、化疗后的癌症患者看了这样的宣传后，哪能不动心？众所周知，琏霉素可致人耳聋，氯霉素致再生障碍性贫血，反应停使孕妇生出“海豹儿”。西药的不良反应在欧美国家西医眼中已是司空见惯，同事之间有时还当笑话调侃，不过多不愿对外说这些“家丑”而已。但也有说老实话的，那就是在美国被誉为“人民医生”的曼德尔森医学博士（名医，曾任美国医师执照局局长），他在《自白一·医学邪教》一书中坦然地承认：“西医只是口头上的科学，实际上是科学的迷信。”

　　记者：“中西医之争”的双方往往喜欢拿“疗效”说事，在这方面您认为中医药确实比不上西医药吗？国内不乏权威人士对中医药提出质疑，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绪通：实事求是地说，中西医在疗效上各有所长。如果一定要拿西药的见效快来否定中药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西药是“短命药”，不仅作用时间短，而且使用的生命周期也短。西药中最“长命”的是阿斯匹林，但也不过70来年时间，根本无法跟动辄数百年上千年的中药相比。如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等药，已经用了2000多年。为什么这些中药能经久不衰？关键是安全、有效，而且廉价。

　　现在对中医药诟病最厉害的是疗效。其实，在对“非典”的防治上，中医药治疗明显优于西医药，这是连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去年，我在北京与中国驻埃及的吴思科大使会谈时他告诉我，云南有家企业依据傣药研发了一种肿瘤放化疗辅助用药“三阳血傣”，已正式列入中埃两国政府医药合作交流项目，开罗大学国家肿瘤医院出具的阶段性报告显示：“三阳血傣+多西紫杉醇 + 顺铂”组靶病灶的有效率为75%，明显优于单纯化疗组25%的有效率。

　　至于国内某些权威人士的质疑，我建议不要有盲目的权威崇拜。要客观地评价一门医学的科学性，两项重要的指标是“安全性”和“有效性”，这二大指标只有通过临床实践才能证实。
记者：有人提议将中医的理论、方法翻译、解释给西方人，使西方人接受中医药，从而达到中医国际化的目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张绪通：要西方人接受中医，我觉得不用担心。只要中医药能治病，各国的医生和病人都会自动找上门来；如果中医药无防病、治病的价值，即使把它翻成洋文白送给洋人，洋人还会当你有毛病。

　　我常听到国人一谈到中医，恨不得马上就“国际化”，是不是太为外国人着想了呢？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既然是瑰宝，就应该申请中华瑰宝的专利权、财产权。外国人要翻译中医书籍、学中医技术，都得花一定的代价才行；以后凡从中医药中所得到的利益，都得向中国支付相当的税费才是正理，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国际化做法。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医药文化在中国的前景？

　　张绪通：我多次回国，发现国内普遍存在重西医、轻中医的现象，就连中医界自身也以仿效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为荣，因为这样的研究课题容易通过政府组织的专家评审，立项后可以得到政府科研经费的支持。所以很少有人愿为中医药理论研究去花费时间。现在除极少数名中医能临诊组方外，多数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中医师们因中医药文化功底不深，只能开些成药，这涉及到中医药文化的传承问题。

　　国内的中医药大学存在严重西医化的倾向。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医古文要求不高，英语要求不低；望、闻、问、切实践不足，对西医的仪器、设备费心不少。于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中不西。

　　去年我应邀回国与政府有关部门和专家谈到中医药特色发展等问题，今年我喜悉中国政府正在积极调整对中医药科研、教育和产业的政策。这好比枯木逢春，前景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