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6月天津证券交易所的重新设立，到1958年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证券市场的最终摒弃，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经过了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
1949～2000年的50多年间，中国当代证券市场经历了由利用尝试到否定摒弃，最终到恢复和发展的曲折过程。1949年6月，天津证券交易所的重新设立，标志着中国当代证券市场的正式启动。1956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否定和排斥证券市场。1958年以后，证券市场更是长期受到摒弃。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证券市场才得以逐步恢复。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从此，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1990年和1991年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设立以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更为迅速，用10年的时间走完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历史的大跨越，这一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1949～1978年利用和摒弃阶段，1979～1990年复兴和起步阶段，1990～2000年规范和发展阶段。鉴于改革开放以来证券市场的发展为读者所熟悉，本文只讨论前一阶段即1949～1978年对证券市场的利用与摒弃阶段。
建国初期对证券市场的改造和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乱和前任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但国民经济基础非常脆弱，而且社会经济秩序也十分混乱，工商业凋蔽，游资充斥市场，投机盛行；另一方面，国内解放战争还未结束，朝鲜战事又起，新的财政税收还未来得及建立，军政费用却逐月大量增加，用人民币财政发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又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引导社会游资投向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财政状况的好转，人民政府决定对证券市场进行改造加以利用。
一、设立证券交易所，开放证券交易市场
解放前的证券交易所，是社会游资投机活动集中的场所。解放后，人民政府迅速接管和关闭了这些证券交易所。与证券一起被禁止买卖的还有黄金、白银和外币。但是，旧中国长期形成的投机恶习并没因此消除。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关闭后，除一部分游资转入地下黑市继续活动外，大部分游资一齐转向商品市场，囤积居奇，对物价冲击更大，反而给政府疏导游资投向生产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加上当时股份制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私营和公私合营股份制企业公司发行的股票仍然存在，它们也客观上需要一个转让流动的渠道。为了吸纳、疏导社会游资和支持股份制企业公司，政府决定设立证券交易所，开放证券交易市场。
1949年6月，政府在接收原天津有价证券交易所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在原交易所旧址设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主要是启新洋灰、开滦矿务、江南水泥和东亚企业等近十种公司股票。开业之初，吸引了不少社会游资，市场活跃，证券行情围绕物价起伏波动。
由于政府对交易所进行了改造，原来的官僚资本根绝，加上对证券市场和经纪人严格管理，证券交易规模大不如前，呈减少趋势。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游资大部分开始转向正常的生产和流通，证券市场日趋清淡，部分经纪人歇业。1952年7月，鉴于证券交易所吸纳社会游资的任务完成，政府关闭了天津证券交易所。天津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1950年2月，与设立天津证交所同样的原因，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与天津相比，北京参加证券交易买卖的客户主要是解放前的一些投机倒把分子，如金钞贩子、囤积商人、旧官僚、旧军阀和倒闭的旧银行、钱庄的从业人员。交易所刚刚成立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北京本地公司股票上市，故选择了在天津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启新、江南、开滦、仁立、东亚和耀华等六种股票作为交易对象。当时的交易大部分是买空卖空，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在市场行情稳定时，参与交易的客户反而减少，而一旦行情起伏波动时，参与交易的客户就会猛增。由于过分投机，加上政府严格管理，经纪人出现巨额的呆账，资金周转不灵，许多经纪人停业。"三反五反"后，交易所业务几乎停顿。1952年10月北京证券交易所被政府关闭。
二、利用公债制度，尝试举借内外债
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为了平衡财政收支，1949年12月政府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首先在国内发行折实公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计划于1950年内发行两期，每期1亿分，年息5厘，分5年偿还。公债的发行与偿还都以实物为计算标准。折实公债以"分"为单位，每分以沪、津、汉、穗、渝和西安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尺和煤炭16市斤的批发价加权平均总和计算得出。推销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工商业者、城乡殷实富户和富有的旧政府文武官员等社会富裕阶层。公债规定不得抵押、贴现和转让买卖。至1950年2月底，全国总共推销公债1.48亿分。以后，由于财政状况开始好转，第二期折实公债未继续发行。这次公债发行的数额虽然不大，但对当时回笼货币，解决一部分财政支出，稳定金融物价，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采用折实的形式发行和偿还，既保护购买者在通货膨胀情况下的经济利益，又为公债的顺利发行推销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次发行的折实公债，是1950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东北发行的地方公债。这次公债也是采取折实形式计值，以分为单位，每分按当时沈阳高梁5斤、白布1尺、盐5斤、煤炭34斤的市价加权平均总和计算得出。发行总额为3000万分，分两期发行，第一期1700万分于1950年3月发行，第二期1300万分于同年9月发行，并从1951年起分5年作5次偿还。中央和地方折实公债的发行，是新中国利用公债市场的第一次尝试。
为了解决部分军需财政支出和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人民政府在国内发行折实公债同时，还向苏联举借外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贷款协定》，1950年2月政府取得苏联的第一笔借款，总额12亿旧卢布（约3亿美元），利率1%，规定10年内分批还清。此项借款除一部分用于向苏联购买急需的军需物资外，主要用于国内改造和新建50个工业项目的建设。1951年2月和1952年11月，政府又取得两笔分别为10亿和10.36亿旧卢布（共约5亿美元）的抗美援朝军需借款，利率为2.5%。此外，还采取中苏合资形式，开办了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和中苏轮船修建厂等4个"平权合股"公司，中苏各占50%的股份。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外债，也是新中国利用外债解决国内财政不足的一次尝试。
计划经济时期对证券市场的有限利用和最终摒弃
一、对证券市场的有限利用
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以后，1953年，中国一方面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另一方面又开始着手大规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两个方面，政府不同程度地利用了证券市场的部分功能。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计划投入766.4亿元，用于经济建设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利用公债市场筹集部分建设资金显得十分必要，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从1954年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筹集经济建设资金。1954～1958年，政府连续5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总额35.54亿元，年息4厘，期限除1954年发行的公债为8年外，其余各期皆为10年。公债发行对象主要是城市工作人员、私营工商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以及其他城乡居民。公债推销强调自愿原则。这5期公债的发行，对建立国民经济工业基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争取外援，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政府继续向苏联借款，1954年10月，又取得苏联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到1958年中国向苏联借款，共计14.06亿新卢布（约合74亿旧卢布，15亿美元）。苏联借款对改造中国的旧企业和建设现代化新企业，客观上取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政府在举借内外债的同时，还开展合作化运动，鼓励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根据自愿的原则，采用股份制形式，组织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逐步将个体经济转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大批形式多样的合作社股票。对私营工商业，通过加入国营经济股份，进行公私合营，并在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基础上，对私有经济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定息，采用发行股票和发放固定股息的证券市场行为，实现了对私有经济的和平赎买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有87900多家私营工商企业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核定私股股额24亿多元。自1956年1月1日起，国家按5%的固定股息，每年给私股发放1.2亿元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人股东共有114万人。这些私股是新中国出现的又一种特殊股票形式。
二、对证券市场的最终摒弃
1958年，随着前期公债还本付息数额的增加，中央政府认为依靠公债筹集资金意义不大。因此，1958年4月政府作出《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决定》，决定从1959年起，不再发行全国性的公债，但允许地方在确有必要时发行地方公债。1959年后，只有安徽、黑龙江等少数几个省份自行发行了少量的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先前发行的公债，到1968年全部偿清。举借外债也于1958年停止，并在1965年前偿还了全部的苏联借款。合作社股票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城市集体经济的建立而消失。原公私合营时划定的私股，也于1966年8月停止支付股息，实际上名存实亡。1968～1978年中国进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时期。
在1956～1978年的22年里，中国一直实行着否定商品、货币、信用和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1955年取消商业信用，同时限制国家信用，1958年又完全否定了国家信用，认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市场经济杠杆的作用，完全依靠指令性计划的行政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在物资分配和资金调拨上，通过"大财政、小银行"的财政金融体制，实行统分统配、统存统贷的单一渠道纵向流动。对多元化经济体制和多种信用形式并存的否定，使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利用股票、债券形式融通资金，自然变得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证券市场因在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无法生长而长期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并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最终被摒弃
从1949年6月天津证券交易所的重新设立，到1958年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证券市场的最终摒弃，新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经过了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
1949～2000年的50多年间，中国当代证券市场经历了由利用尝试到否定摒弃，最终到恢复和发展的曲折过程。1949年6月，天津证券交易所的重新设立，标志着中国当代证券市场的正式启动。1956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否定和排斥证券市场。1958年以后，证券市场更是长期受到摒弃。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证券市场才得以逐步恢复。1981年财政部首次发行国库券，揭开了新时期中国证券市场新发展的序幕。从此，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1990年和1991年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设立以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更为迅速，用10年的时间走完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历史的大跨越，这一时期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1949～1978年利用和摒弃阶段，1979～1990年复兴和起步阶段，1990～2000年规范和发展阶段。鉴于改革开放以来证券市场的发展为读者所熟悉，本文只讨论前一阶段即1949～1978年对证券市场的利用与摒弃阶段。
建国初期对证券市场的改造和利用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方面，由于长期战乱和前任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但国民经济基础非常脆弱，而且社会经济秩序也十分混乱，工商业凋蔽，游资充斥市场，投机盛行；另一方面，国内解放战争还未结束，朝鲜战事又起，新的财政税收还未来得及建立，军政费用却逐月大量增加，用人民币财政发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又引发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引导社会游资投向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财政状况的好转，人民政府决定对证券市场进行改造加以利用。
一、设立证券交易所，开放证券交易市场
解放前的证券交易所，是社会游资投机活动集中的场所。解放后，人民政府迅速接管和关闭了这些证券交易所。与证券一起被禁止买卖的还有黄金、白银和外币。但是，旧中国长期形成的投机恶习并没因此消除。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关闭后，除一部分游资转入地下黑市继续活动外，大部分游资一齐转向商品市场，囤积居奇，对物价冲击更大，反而给政府疏导游资投向生产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加上当时股份制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私营和公私合营股份制企业公司发行的股票仍然存在，它们也客观上需要一个转让流动的渠道。为了吸纳、疏导社会游资和支持股份制企业公司，政府决定设立证券交易所，开放证券交易市场。
1949年6月，政府在接收原天津有价证券交易所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在原交易所旧址设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主要是启新洋灰、开滦矿务、江南水泥和东亚企业等近十种公司股票。开业之初，吸引了不少社会游资，市场活跃，证券行情围绕物价起伏波动。
由于政府对交易所进行了改造，原来的官僚资本根绝，加上对证券市场和经纪人严格管理，证券交易规模大不如前，呈减少趋势。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游资大部分开始转向正常的生产和流通，证券市场日趋清淡，部分经纪人歇业。1952年7月，鉴于证券交易所吸纳社会游资的任务完成，政府关闭了天津证券交易所。天津证券交易所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1950年2月，与设立天津证交所同样的原因，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与天津相比，北京参加证券交易买卖的客户主要是解放前的一些投机倒把分子，如金钞贩子、囤积商人、旧官僚、旧军阀和倒闭的旧银行、钱庄的从业人员。交易所刚刚成立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北京本地公司股票上市，故选择了在天津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启新、江南、开滦、仁立、东亚和耀华等六种股票作为交易对象。当时的交易大部分是买空卖空，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在市场行情稳定时，参与交易的客户反而减少，而一旦行情起伏波动时，参与交易的客户就会猛增。由于过分投机，加上政府严格管理，经纪人出现巨额的呆账，资金周转不灵，许多经纪人停业。"三反五反"后，交易所业务几乎停顿。1952年10月北京证券交易所被政府关闭。
二、利用公债制度，尝试举借内外债
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为了平衡财政收支，1949年12月政府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首先在国内发行折实公债。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计划于1950年内发行两期，每期1亿分，年息5厘，分5年偿还。公债的发行与偿还都以实物为计算标准。折实公债以"分"为单位，每分以沪、津、汉、穗、渝和西安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尺和煤炭16市斤的批发价加权平均总和计算得出。推销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工商业者、城乡殷实富户和富有的旧政府文武官员等社会富裕阶层。公债规定不得抵押、贴现和转让买卖。至1950年2月底，全国总共推销公债1.48亿分。以后，由于财政状况开始好转，第二期折实公债未继续发行。这次公债发行的数额虽然不大，但对当时回笼货币，解决一部分财政支出，稳定金融物价，起了重大作用，特别是采用折实的形式发行和偿还，既保护购买者在通货膨胀情况下的经济利益，又为公债的顺利发行推销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次发行的折实公债，是1950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在东北发行的地方公债。这次公债也是采取折实形式计值，以分为单位，每分按当时沈阳高梁5斤、白布1尺、盐5斤、煤炭34斤的市价加权平均总和计算得出。发行总额为3000万分，分两期发行，第一期1700万分于1950年3月发行，第二期1300万分于同年9月发行，并从1951年起分5年作5次偿还。中央和地方折实公债的发行，是新中国利用公债市场的第一次尝试。
为了解决部分军需财政支出和加快国民经济的恢复，人民政府在国内发行折实公债同时，还向苏联举借外债。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贷款协定》，1950年2月政府取得苏联的第一笔借款，总额12亿旧卢布（约3亿美元），利率1%，规定10年内分批还清。此项借款除一部分用于向苏联购买急需的军需物资外，主要用于国内改造和新建50个工业项目的建设。1951年2月和1952年11月，政府又取得两笔分别为10亿和10.36亿旧卢布（共约5亿美元）的抗美援朝军需借款，利率为2.5%。此外，还采取中苏合资形式，开办了中苏有色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和中苏轮船修建厂等4个"平权合股"公司，中苏各占50%的股份。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外债，也是新中国利用外债解决国内财政不足的一次尝试。
计划经济时期对证券市场的有限利用和最终摒弃
一、对证券市场的有限利用
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以后，1953年，中国一方面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另一方面又开始着手大规模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两个方面，政府不同程度地利用了证券市场的部分功能。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计划投入766.4亿元，用于经济建设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利用公债市场筹集部分建设资金显得十分必要，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1953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决定从1954年起发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筹集经济建设资金。1954～1958年，政府连续5年发行了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总额35.54亿元，年息4厘，期限除1954年发行的公债为8年外，其余各期皆为10年。公债发行对象主要是城市工作人员、私营工商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以及其他城乡居民。公债推销强调自愿原则。这5期公债的发行，对建立国民经济工业基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争取外援，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政府继续向苏联借款，1954年10月，又取得苏联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到1958年中国向苏联借款，共计14.06亿新卢布（约合74亿旧卢布，15亿美元）。苏联借款对改造中国的旧企业和建设现代化新企业，客观上取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政府在举借内外债的同时，还开展合作化运动，鼓励个体农民、手工业者根据自愿的原则，采用股份制形式，组织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逐步将个体经济转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大批形式多样的合作社股票。对私营工商业，通过加入国营经济股份，进行公私合营，并在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的基础上，对私有经济进行清产核资，定股定息，采用发行股票和发放固定股息的证券市场行为，实现了对私有经济的和平赎买政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有87900多家私营工商企业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核定私股股额24亿多元。自1956年1月1日起，国家按5%的固定股息，每年给私股发放1.2亿元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人股东共有114万人。这些私股是新中国出现的又一种特殊股票形式。
二、对证券市场的最终摒弃
1958年，随着前期公债还本付息数额的增加，中央政府认为依靠公债筹集资金意义不大。因此，1958年4月政府作出《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决定》，决定从1959年起，不再发行全国性的公债，但允许地方在确有必要时发行地方公债。1959年后，只有安徽、黑龙江等少数几个省份自行发行了少量的地方经济建设公债。先前发行的公债，到1968年全部偿清。举借外债也于1958年停止，并在1965年前偿还了全部的苏联借款。合作社股票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城市集体经济的建立而消失。原公私合营时划定的私股，也于1966年8月停止支付股息，实际上名存实亡。1968～1978年中国进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时期。
在1956～1978年的22年里，中国一直实行着否定商品、货币、信用和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1955年取消商业信用，同时限制国家信用，1958年又完全否定了国家信用，认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市场经济杠杆的作用，完全依靠指令性计划的行政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在物资分配和资金调拨上，通过"大财政、小银行"的财政金融体制，实行统分统配、统存统贷的单一渠道纵向流动。对多元化经济体制和多种信用形式并存的否定，使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利用股票、债券形式融通资金，自然变得既不需要也不可能。证券市场因在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部无法生长而长期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并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最终被摒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