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卢玮銮在《香港故事》中说：“爱一座城市，是由爱一条街开始。他们融入感情地去细细读一条街。”
我们爱深圳这座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城市，那么，就让我们从爱一条街––深圳最老的街––东门开始吧。
写东门，就要写深圳墟；而写深圳，就不能不写东门。这之间的关系，真的很难一下子说清楚。
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深圳市文物考古所的张一兵，多年从事中国的墟镇研究，几次约他，都没有约上，一天下午，他突然打来电话，“我在益田村社康中心，要打四五个小时的点滴，可以谈一谈”。我们谁都没想到，采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深圳”来源于“深的水沟”
张一兵认为：深圳应该说有两处根，一处是有1700年历史的南头古城，那是深圳古代的根；一处是有着300年以上历史的老东门，那是深圳近现代的根。
据考证，早在元代和明代，何氏、张氏、陈氏和袁氏等开始在今天的东门附近建家立户，遂形成了南塘村、泥岗村、笋岗村、蔡屋围村、罗湖村、黄贝岭村、向西村、湖贝村、水贝村等。生活比较安定后，就需要有一个物资交换的地方。按照习惯，人们就在这些村落接近中间位置的南塘村与叶屋村之间的农田边上，摆摊设点，慢慢形成了一个小的集市––“墟”，既然成“墟”，就要有个名字吧，由于当时集市西边的水沟较深，于是，人们就称此地为“深圳墟”。
圳，《说文解字》中说，从土，从川，在辞典里的解释就是“田野间的水沟”，“深圳”就是深的水沟。张一兵认为，地名的产生一般都是由地理或人文的因素而来，“深圳”这条水沟，肯定是当时的人民与周边的其它条河沟相比，认为较深才来的，这就是“深圳”产生的重要地理人文特征。当时的深水沟慢慢为深圳河–也就是今天的清水河。而今天的深圳河，过去因从梧桐山发源来来，叫梧桐河。从河流名称的变化这点上看，深圳的发展，颇有点像上海“黄浦江”和“吴淞江（苏州河）”关系的演变。也就是说：现在“深圳”的名字来源于“深圳墟”，深圳墟的名字来源于西门外的“深圳河”。
清朝自康熙元年至三年（1662年~1664年），清廷施行“迁海”政策，一迁再迁，开始迁三十里，后来是五十里。深圳墟也随着迁海令的执行而沉寂下来。但迁海政策造成了经济的巨大萧条，新安县的人口骤减，最后连新安县也被撤掉。鉴于这种情况，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特准在新安进行复界。原籍居民及大批嘉应、潮州、福建、江西人开始迁入。深圳墟又开始渐渐恢复。
“深圳墟”这三个字，最早出现在清康熙27年间（1688年）由县令靳文谟署名编纂的《新安县志》，这本县志目前只有一个孤本，还并不完整，由北京图书馆收藏。
张一兵认为，县志中记载的，肯定是有了一定规模和时间的东西，如果单单是地摊，肯定是进不了县志的。所以，当时，“深圳墟”应当存在了一定的时间，并且已经有了些永久性的建筑、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清嘉庆道光年间，深圳地区有平湖墟、深圳墟、王母墟等等36个墟，每个墟每3天一个墟日，邻近墟市墟日相互错开。深圳墟的“墟日”就是逢农历的二、五、八。
深圳墟成为当时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主义者逐渐割占了香港。自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英国侵略者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后，英国人取得了“新界”的租借权，将香港的边界自九龙界限街以北扩展到深圳河南岸，深圳墟遂对外有所接触–这在客观上刺激了深圳墟的鱼埠、盐埠和缯（丝织品）埠等贸易场所的崛起。
1910年10月1日，广九铁路从九龙尖沙嘴至深圳罗湖桥的一段通车。此后商贾往来更趋频繁，又将中外贸易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时，深圳墟的酒店、鱼店、饼店和米铺、肉铺、杂货铺以及茶楼饭馆等的服务行业大量涌现。每逢“墟日”。农、工、商等各界人士均云集在上大街、鸭仔巷和油榨头等处交易农副产品，景象非常热闹。位于英国殖民地香港和大清国分界线边上的深圳墟，位置变得十分重要起来，产生了巨大的商业要求，晚清深圳墟有了多家商号。
1911年8月14日，广九铁路通车后，香港和深圳地区货物进出大为方便，拉动了深圳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广九铁路在罗湖桥两侧英华界均设有火车站。据民国初年管辖宝安县的粤海道道尹王典章的日记记载：深圳墟是宝安县商品最为繁盛之区。商人之间组织了商会，墟内商店240家，从深圳运往香港的为农副产品，“以蚝豉最佳，油、糖、花生、菠萝、沙梨、萝卜、荔枝亦出品之大宗云”。从香港购回纺织、日用品、化工产品等物资，再运销往各地。
保留在香港历史档案馆的一张二十年代的旧照片上，可以看到深圳墟已经有了小小的规模。
这时，深圳墟已经发展成为宝安县中、东部最大的墟镇。又因为深圳墟是香港至广州、惠州等城镇的“中转站”，所以不少商旅都喜欢在此驻足流连，其中亦不乏“冒险家”在这里大发其财，加之建于罗湖火车站旁边大利公司的“大摊”（赌场）在深圳墟内开设了五家分馆，把这个小墟镇搞得乌烟瘴气。
东门确有“门”
现在我们说东门，但大家都没有见过真正的“东门”的“门”在哪里。张一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就此专门到香港的下村墟考察了一番，下村墟比深圳墟小多了，但确实有门，过去一到晚上，还要关上门，以防偷盗。
深圳墟“百年老字号––东生源”的主人梁柏合老人也回忆说，在解放前，深圳墟确实有门，晚上也要关的。东门的位置就在今天解放路和东门中路的交叉点，西门的位置大致在今天解放路和广深铁路交叉点东侧100米处，南门在今天的深南大道，北门在今天深圳中学和财经学校南边的沼泽地。
西门一带店铺很少，北门一带是荒地，南门一带有一个南塘市场，因为东门一带的谷行街、上大街、东新街等商业最为发达，所以后来人们都说“去东门买点东西”，东门的叫法就是这样来的。
老东门“是建筑多样化典型的地方”
深圳墟的建筑多为晚清至民国时期所建，虽然房屋低矮，街道狭窄，但是门类齐全。张一兵认为，当时的深圳墟是“最古老而又现代的墟市，是建筑多样化典型的地方”。深圳墟的骑楼是很完整的，炮楼也有七八座，广府式、潮州式、客家等多种建筑都有体现。“但现在，全没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1953年，因深圳镇连接广九铁路，交通便利，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比较兴旺，宝安县政府从南头迁至深圳墟。县政府就在蛟湖路一带，也就是东门老街西北面的一片沼泽地。县政府的旧楼在1979年以后被用作了深圳经济特区管委会的办公楼，再后来拆掉了旧楼，盖起了迎宾馆。
东门旧事
1912年夏天，一队日本间谍以普通人的身份通过罗湖桥从“新界”进入深圳墟，在深圳墟的旅馆里住了一晚。他们在游记中写到了：深圳很热，蚊子很大、很多。
1925年，广东国民政府两度东征广东军阀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深圳地区的平湖墟和深圳墟是两军必争的军事重镇。
1925年6月，香港工人举行大罢工。19日凌晨，香港电车工人分别乘火车或步行到深圳。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员在深圳墟南庆街22号思月书院（即张氏宗祠、私塾）设立香港罢工工人招待站，招待从香港过来的工人。每日由深圳乘火车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有1000多人。
1927年，中共宝安县委领导农民运动，一度占领了深圳墟。
1931年，设立了隶属宝安县的深圳镇。民国时，深圳墟的半殖民地色彩非常浓郁。二三十年代，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胞兄和妾在罗湖火车站附近开设大赌场，并在深圳墟开设了5个小赌场。赌场里吃喝嫖赌样样都有。赌具除了骰宝、牌九外，还有当时国内少见的轮盘。赌场还规定，凡是买筹码1000元以上的，可以免费享受赌场提供的奢侈生活。输完了钱，赌场还可以发给回家的路费，并“欢迎下次光临”。
1938年12月，日本侵略军从大亚湾登陆。为了抗击日军入侵，叶挺率东江游击队把位于南庆街的鸿安酒店作为游击指挥部，上面是指挥部，下面是政治部，但是仅仅运作了7天就不得不从大局出发撤走了。后来，鸿安酒店经常接待爱国志士和港澳台同胞，足以媲美“阿庆嫂”的茶馆。被人们称为“鸿安婆”的店老板何华益，也成为了深圳的“阿庆嫂”。
1942年日军侵占深圳后，日军的岗田部队又将司令部设在这里。解放后，鸿安酒店曾作为宝安县邮电局和邮电工会会址。梁柏合、陈敏学等几位老人都清楚地记得，当年许多人赶深圳墟的时候因为没有面对日军行九十度鞠躬礼，被日军两个巴掌打趴在地上后，胸部再被踩上一脚，甚至被残暴地打死在街头。
1940年，深圳墟设有电报局。现位于福田区上梅林的基督教深圳堂原来位于深圳墟（遗址在今新安酒家西侧），为1896年德国莱茵公会所创建，二战中被日本侵略军烧毁。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深圳墟镇先后盘踞着国民党驻深圳总队、国民党县政府驻深圳警察大队、税警团、联防大队、护路大队以及梁基团、萧天安大队等兵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侵华日寇的铁蹄又残酷地践踏着老东门这片土地……
1949年10月19日深圳镇和平解放，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琛率领驻扎在布吉的人民解放军，乘火车进驻深圳墟。
1953年，宝安县委、县政府机关从南头搬到深圳镇，老东门便成为全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的中心。深圳戏院、新安酒家和宝安汽车站等一批颇具规模的建筑也相继在五六十年代崛起。
“爱一座城市，是由爱一条街开始”
香港作家卢玮銮在《香港故事》中说：“爱一座城市，是由爱一条街开始。他们融入感情地去细细读一条街。”
我们爱深圳这座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城市，那么，就让我们从爱一条街––深圳最老的街––东门开始吧。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了曾生活在老东门人们的那种强烈的“老东门怀旧情结”。人们常说，现在的社会“浮躁”，张一兵认为，因为心里没根嘛，没根就像漂萍，能不浮躁？他同时认为，如果说东门改造有不成功的地方，那就是用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做代价，重商主义压倒了文化认识，这是应该汲取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