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湖南省的省会，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城市。

　　长沙市现辖长沙、望城、测阳、宁乡4县(市)。地处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西、南、北分别与本省的娄底、株洲、湘潭、益阳、岳阳5市(地区)相邻，东与江西省豹铜鼓、宜春、萍乡3市(地区)交界；东西长233公里，南北宽90公里，面积 l1825平方公里。境内高山挺拔、丘岗起伏，河川纵横、平原舒展，丰姿多采，景色迷人。

　　这是一个神奇、古老而美丽的地方。

　　 翻开长沙地质史册，早在人类出现以前那更遥远、漫长的时代，这里曾经历过“沧海变桑田”的巨大变迁，经历了几亿年来地质史上多次的地壳运动。

　　在距今6亿年的古生代以前，湖南大部分地区都是一片汪洋大海，长抄还沉睡在一个巨大的海槽之中。到2亿年前的中生代三迭纪，海水从湖南退去，长沙结束了海浸的历史，显露出她的山地、丘岗。又经过几千万年，发生了中生代末的燕山运动，长沙以北的“江南古陆”断陷，形成洞庭盆地；雪峰山和幕阜出被隔离，分峙于东、西两侧；南部的山岭升起，长沙的地质骨架初步形成。直到300—200万年前的第三纪末至第四纪的新构造运动，最后形成了与今天大致相仿的长沙地形地貌：东、西两端山地环绕，雄伟峻峭，中部渐趋低平；南部丘岗起伏，向北倾斜，逐渐平坦开阔。全省最大河流湘江由南而北，从中穿过，浏阳河、捞刀河、沩水河、靳江河等10多条河流分别自东、西两翼汇人湘江，构成繁密的树枝状水系。河流沿岸形成了诸多狭长的河谷平原。

　　在现代长沙地貌基本形成的时期，长沙地区的亚热带气候也逐渐形成，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气候温暖。茂密的森林里，虎豹出没，猿猴嬉戏；繁茂的灌丛中，生活着野生的猪、牛、羊、猫、狗、兔……；稠密的江河湖沼，有各种各样的鱼类；沿水的河谷平原土质肥沃、松疏，植被丰厚。

　　 温暖的气候、充沛的水源、肥沃的土地，丰富的动物和植物资源，为人类的生息繁衍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类在长沙的历史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

　　大约在距今15—20万年以前，长沙就有了人类的活动，进入旧石器时代。1991年8月，考古工作者在湘江支流捞刀河流域的浏阳市永安镇芦塘村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一批打制石器。这个遗址处于一海拔65米的小山丘上，—面连山，三面开阔，距离捞刀河床仅1000米左右。出土的石器都是以河床砾石打制面成，典型的为尖状器和砍砸器。经专家鉴定，这些石器制作于中更新世纪晚期，相对年代为15—20万年前。自浏阳永安塘芦镇旧石器遗址发现之后，几年来，人们又在今天繁华热闹的长沙市区，多次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石器。

　　长沙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向我们展示出长沙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的生动情景。这时的长沙人过着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为了躲避滔滔的洪水和防御猛兽的侵袭，他们结成一个个原始群体，栖息在湘江流域沿河溪两岸的台地和山丘上。他们已学会了制造工具，从河边捡来坚硬的砾石块，经过摔打或锤中，做成一面锋利的尖状器和砍砸器，去采集野果、猎取野兽，从大自然获取食物。长沙的古人类就是以这一极其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渡过了漫长的年代，从而揭开了长沙历史的第一页。

　　经过15—20万年的发展，长沙的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古人类在长沙的活动更为广泛，今长沙市区和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市都发现了他们的遗迹。

　　 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长沙县南说大塘遗址，是长沙新石器时代的最早代表。这个遗址处于湘江的一段河滩上，附近原有一处台地葫芦山和一片低洼地。1986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石器有石斧、石凿、石磷、石镰等，分别以燧石、页岩、卵石经过磨制和多次加工而成，类型分明，器型完整。其中，石凿多用长条状卵石将一端磨成刃口。石镰为横一字形，一端磨尖，另一端磨出几道缺口以绑扎镰柄，刃部略有弧度。陶器分泥质陶、夹砂陶两类，有陶釜、碗、罐、盘等炊器、盛食器和盛水器，不少釜的底部还可以见到烟火熏饶的痕迹。

　　长沙县南大塘遗址，其年代与我国著名的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放相同；其文化类型与我国江汉平原的大溪遗址文化相似，属于湖南大溪文化。这一遗址的发现 ，表明在7000年前；长莎的古人类已经脱离了原始人群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状态；开始定居下来；炊煮熟食，形成了一个个的聚落，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这时，长沙先民已经在使用多种磨制石器，用石斧和石凿锄掘土地，用石镰收割谷物，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他们已有了原始的制陶业。能用泥土烧制出各种形状和用途的器皿，并绘上红色或黑色的图形、图案。我们的先民们就是这样生活在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组织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过着财产公有、相互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但又极其艰苦而贫乏的生活。

　　大约距今5000年前，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屈家岭文化阶段。1988年12月，在捞刀河流域长沙县广福乡梅藐村发掘的腰塘遗址，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这里出土了大批陶器和石器，发现了一座面积16平方米的半地穴式房基、状似粟米的农作物颗粒和一些鹿角、兽骨。这时的长沙先民，制作陶器和石器的技术又有了提高，并学会了建造房屋。他们已能烧制鼎、豆、留、盘等器形复杂的陶器，磨制扁平小型的石器并在上面钻孔。他们建的房子，房坑深入地面 l米，呈椭圆形，士坑四壁为墙，屋顶以茅草覆盖。这种房屋，虽然还十分粗糙简陋，但它是我们的长沙先民摆脱穴居野处状态的一个巨大进步。

　　 距今约4500年，长沙新石器时代进入龙山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的遗址，在长沙有更多的发现，分布于湘江及其各主要支流流域。浏阳樟树潭遗址、长沙县的月亮山遗址和团里山遗址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这些遗址，面积很大，浏阳樟树潭遗址和长沙县月亮山遗址都位于浏阳河沿岸，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出土的陶器和石器，数量和种类都更多。石器有斧、面、凿、刀、矛、铲和纺轮等，其中不少形体精细、磨制光滑。陶器有鼎、釜、豆、盘、罐、缸、壶、 、瓮、碗和网坠等，器形各异，纹饰多样。月亮山遗址还出土了少量的玉制装饰件。这些默默无声的遗物、遗存说明：4500年前的长沙有了原始的农业，渔猎仍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原始制陶业、石器加工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已产生原始的纺织和玉器加工技术。

　　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是我国原始社会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前后相承的文化形态，而长沙地区从腰塘遗址到樟树潭、月亮山等遗址，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反映，也是父系氏族社会在长沙地区的一系列缩影。生活在湘浏河谷丘岗平原一个个原始村落中的长沙先民，经过极其艰难的跋涉，已经进入了原始社会的后期。

　　长沙的远古时代，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也留下了很多传说。

　　据传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他们都曾来过长沙。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为了征服天下，曾“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后来就把长沙这片地土封给了他的儿子少昊氏。宋朝罗泌的《路史》记载：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胙，即赏赐。明朝崇祯年间的《长沙府志》说：“长沙开疆，原自云阳少昊”。据此，传说中的少昊氏是远古长沙的一个氏族首领，是开发长沙的第一人。

　　炎帝更是与长沙有密切的联系。晋朝皇甫温的《帝王世纪》说，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路史》也说，炎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罗泌之子罗萍注：“炎帝今在麻陂”，并说唐代就有人祭把，宋代乾德五年(967年)修建炎帝庙。“丁未(宋淳熙十四年， l187年)春”，罗萍还亲自来过此地。麻陂为宋代茶陵县地，后划归 县(今炎陵县)，古代属长沙。据传说，炎帝是我国农业的创始者，他教人作耒耥，种五谷，世称神农氏。又说他为民治病，遍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因尝断肠草而逝。炎帝在长沙的传说，正是长沙地区原始社会从采集狩猎经济到原始农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到尧、舜、禹时代，我国南方出现了一个“三苗之国”，即一个新的氏族部落集团。今天的长沙，既是古三苗国分布与活动的重要地域。《战国策》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兹之波，右洞庭之水”。司马迁说：“三苗在江淮、荆州。”唐朝的杜佑更明确地指出：“潭州，古三苗之地。”传说，以尧舜为首的华夏部落曾与三苗发生过长期的战争，多次打败三苗。因此，三苗大部分逃入深山溪峒或向西南山林迁徒，成为后来“荆蛮”、“长沙蛮”和湖南境内以及云贵苗、瑶、侗各民族的祖先。

　　据传说，舜为了征讨三苗，曾“济沅湘以南征”，过长抄奏韶乐，“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即今永州九疑山。他的两位妃子，尧的女儿娥皇与女英“奔赴哭之，陨于湘江”，后葬在今岳阳君山。二妃的重义多情，自古传为佳话，被尊称为“湘水之神”。

　　舜之后，禹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传说禹继位后曾铸九鼎，划天下为九州。长沙属于荆州。他为征伐三苗和治理洪水，走遍中原大地。并过长江，越洞庭，行至苍梧之野，在衡湘一带留下了“茫茫禹迹”和很多传说。长沙岳麓山顶的禹王碑，那形似蝌蚪的碑文有人推测记载的是大禹“参身洪流……久旅忘家，宿岳麓庭”的事迹；山下的“禹迹溪”，又名“拖船坳”，是古传说中“大禹疏凿开山之径”的遗迹。

　　这种种的传说，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幅洪荒时代的长沙和长沙先民艰难创世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