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维新变法，其最为活跃者、突出者，当首推谭嗣同。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测阳县人。少时博览群书，广习西方自然科学，鄙视科举，好读王夫之著作，较早萌发维新思想。他是为中国近代革新事业而流血栖牲的第一人，其“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伟大献身精神，曾鼓舞了干百万爱国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领导自立军反清起义的首领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以反衰护国、“再造共和”而彪炳青史的蔡错，是他在“时务学堂”中最年幼的学生。

　　谭嗣同虽幻想通过皇帝的支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其骨子里却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憎恶。曾言：“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直斥“君为独夫民贼”，他把一切封建皇帝视为“大盗”，把历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家皆骂为“乡愿”，认为正是这些“大盗”与“乡愿”互相利用，互相勾结，才形成了一张“尽窒生民之灵思”的封建天罗地网。他认为天地万物，无不处在变化日新之中：“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断，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98年，他进京参与变法，被袁世凯出卖，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凛然气概，慷慨就义于菜市口。

　　梁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并指出：“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慧星”。

　　1895年谭嗣同自筹资金、在浏阳成立的算学社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发端。自此以后省城长沙的各项维新事业逐渐开展起来，维新人物纷至奋来，省政领导体制也令人耳目一新。湖南新的领导人——巡抚陈宝箴，长宝盐法道兼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徐仁铸都是维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在谭嗣同的极力推动下，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0月，专门培养维新人才的时务学堂，在长沙北门外侯家拢成立。湖南巡抚陈宝箴委派熊希龄为学堂提调（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梁启超、李维格被聘为中、西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等充任教员。时务学堂的学习内容，以融会中西，宣传变法维新为主导，其中梁启超的宣讲最为有力。梁启超在讲学中，一方面借传统阐发维新，撰写了《春秋界说》、《孟子界说》，并将《长兴学记》重印加序，以古代的圣贤经书来论证变法维新；另一方面，积极宣传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撰写《谈西学书法》，向学生荐介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主议院之说，倡民权之义。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激烈言辞，对推动湖南的维新运动起了催化剂的作用。除讲学外，时务学堂的教习们还通过批语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变法维新思想，并对学生的新思想加以鼓励。时务学堂前后招收的学生虽不多，存在的时间也不太长，但它对培养维新骨干，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对于开拓湖南风气，推进变法运动的开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湖南维新志士在培养维新人才的同时，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舆论宣传。除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教学与鼓动外，他们还在长沙先后创办了一些宣传维新的报刊，主要有《湘学报》和《湘报》。《湘学报》创刊于1897年4月，是湖南最早宣传维新变法的阵地。主笔唐才常及梁启超等人宣传维新变化的文章经常见诺报端。他们主张在中国“开通政学”，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影响之大，竟使“一时学者风气得以转移”。《湘报》创刊于1898年3扫，比《湘学报》影响更大，它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议论深刻，言辞激烈。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杨昌济等人在文章中大胆揭露清朝政府“上权过重，民气不伸”、“国势亦因之而弱”。有的文章还公开鼓吹在中国设议院，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湘报》的宣传，争取了下大批湖南知识分子向维新靠拢，为变法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湖南维新运动期间，谭嗣同、熊希龄、江标、唐才常等人还建立了许多维新社团。全省15个学会，有7个在长沙，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1898年春在陈宝箴的支持下，由熊希龄、谭嗣同等建立的南学会。南学会是一个救亡御侮的政治组织，是湖南维新的总团体，是全省各州县南学分会和其他维新团体的指导中心，其成员遍布各行各业。南学会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讲演，然后根据听讲者提出的疑问进行定期解答。讲演的内容始终紧靠维新变法这个中心，涉及政治、学术、舆地、外交、工商等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是全国各省推行变法法令最力的一省，长沙在这方面的“标新立异”更是功不可没，突出表现为课吏馆、保卫局等新政机构的设立，新式军事戮聚颠呼代军工够的建立等。

　　课吏馆成立于1898年2月，是根据梁启选购超除立的整顿吏治的机构。目的是使“候补各员讲求居官事理，研习吏治刑名诸书”，以“造就人才、整顿法术”。功课分为学校、农工、工程、刑名、缉捕、交涉6类，都与当时的新政密切相关。这种以整顿吏治为目的的课吏馆的设置，对于提高当政者的素质显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为时短暂，加之官场腐败，积重难返，收效不大。

　　在设立课吏馆的同时，还设立了保卫局与迁善所。保卫局是湖南开明官绅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制度而设立的，旨在“去民害、卫民生、检非为、索罪犯”，以保护“官绅士商种种利益”。保卫局在长沙府城中央设总局，又于城东、西、南、北设分局4所，城外设分局2所；每个分局又设小分局6所，总计6分局30小分局；每个小分局设巡查若干名，负责处理辖区范围内的事务。保卫局还在长沙戮子桥附设迁善所，主要收留那些年轻失教、懒惰成性的无业人员及判决的犯人。保护局仿效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制度，目的是保证维新变法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尽管含有防卫和镇压民众的意义，但对保卫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在军事上，湖南维新志士还在长沙建立了新式的军事教育机构和近代军工企业。1898年3月，长沙求贤书院改为武备学堂，仿照天津、湖北的有关规则，培养新式军官。同年7月，陈宝箴又奏请设立制造机弹两厂，购置机器、制造机弹，以备改造军队装备之用。

　　在长沙蓬勃开展曲维新运动，遭到了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阻挠和破坏。对此，湖南维新派并没有进行坚决的、持之以恒的斗争，往往动摇和屈服，对帝国主义也心存幻想；再加上湖南当时并不具备维新变法的广阔的社会基础，以及本地士绅的排外心理强烈，最终导致维新派在长沙的各项新政事业或停滞不全，或于无形中趋于解体。至慈穆太后9月21日发动政变，湖南巡抚陈宝箴革职，新政不得不匆匆降下它痛苦的帐幕。

　　引人注目的湖南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开放了湖南的风气，使湖南人受到第一次近代思想解放的洗礼，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新式人才，他们中的许多杰出分子成为后来湖南社会政治变革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