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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的长沙——动荡年代转而进入统一与安定的局面
时间:2009-0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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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繁荣到唐玄宗时达到了顶峰,但各种腐朽与衰乱的因素也逐渐滋长起来,终于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安史之乱”。统一和强大的唐朝从此由盛而衰,进入了它的中期。 安史之乱使我国北方广大地区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包括长沙在内的湖南,由于地处南方,社会相对安定,但在全国政局的影响下,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开始进入动荡的年代。 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由于府兵制的瓦解和边镇节度使的强大,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松弛,原来作为监察区的道已是形同虚设。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唐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抵拒安史叛军,将原有各道的采访使改为观察使,后来,又“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各固其山川区域为制”。观察使除掌领考察辖区内各州县官吏的政绩以外,还掌管民政、财政,兼及军事,成为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从此,道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唐初以来的地方行政州县两级制一变而为道、州、县三级制。 唐中期开始的这一重要的政治体制转变,很快即在今湖南之地得到实施。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唐朝在衡州设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辖衡、潭、邵、永、道5州。从此,今长沙等地又从原江南西道分离出来,单独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湖南道。“湖南”一词开始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在历史上出现。768年(大历三年),湖南观察使徒治潭州,并兼任潭州刺史,辖区也有所扩大,增加了郴、连2州。于是,长沙成为湖南道的治所,兼领7州,举足轻重,对整个湖南地区的军政事务和治乱兴衰发生着重要影响,直到唐朝末年。 湖南观察使的设立及其迁治长沙,是唐朝为稳住湖南局势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却引起了湖湘武将们的不满。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兵将大多骄横跋屋,不服驾驭,“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小不如意,就起而倡乱,“逐帅杀帅,视为常事”。当时,驻防长沙等地的正是这样一批骄兵悍将。770年(大历五年),湖南道迁治长沙仅仅2年之久,湖南兵马使臧即带领一班骄兵起而造乱,肆虐长沙,杀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崔灌,演出了一场“兵变”恶剧。 崔,博陵(今河北安平)人,为人正派,任官清廉,可以说是唐代中期长沙乃至湖南的第一位贤良之吏。他一生仕宦湖湘,曾一任渣州刺史,两任潭州刺史,并当上了湖南道的最高行政长官湖南观察使,政绩昭彰,颇享时誉。大约在唐代宗初年,他担任澧州刺史,到任伊始,即“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两年时间,澧州“风化大行,流亡褪负而至,增户数万”,百姓“谣颂之声达于朝廷”。不久,他迁任潭州刺史。潭州为湖南大郡,人口繁密,政务更为繁忙。他格遵职守,抚恤黎民,不遗余力。当时的湖南观察使孟彦深考核各州长官,曾将之评为第一,上奏朝廷。著名诗人元结还为之作表,称其在长沙,“能使孤寡老弱无悲忧,单贫困穷安其乡,富豪强家无利害,贾人就食之类各得其业,职役供给不固人而当于有司”,颂扬之情,溢于言表。但是由于朝政的混乱,崔灌得到的并不是什么赏拔和“征拜”,却反而因人诬告,于765年(永泰元年)被兔官去职。769年6月(大历四年七月),崔又被重新起用,再次担任潭州刺史,并兼任湖南观察使。崔疆第二次来到长沙,仍然不改初衷,“政在简肃,恭守礼法”。然而,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纲纪早已松弛,湖南将吏“久不奉法”,对崔躇所行“多不便之”,积怨日深。 次年,湖南府库发放粮储,兵马使臧价与判官达西觏发生争执,双方矛盾迅速激化。判官是观察使下综理日常事务的官员,权重事繁,但达莫额毕竟还是一员文官,面对气势汹汹的臧酚,仍不兔有些心悸,于是说道:但愿今日无事。臧酚却仍然怒气不消,厉声喝道:“有事何逃?”遂扬长而去。当夜,臧酚即以杀达莫西觏为名,带领部下骄兵攻掠州城,发动兵变。达西觏首先被杀,崔躇闻变,惊惶不已,正准备逃走,乱兵已冲进大堂,遂不幸遇害。顿时,潭州城内烈焰冲天,乱兵杀气腾腾,横冲直闯,百姓夜半惊起,纷纷夺路面逃。 臧价之乱,给长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当时,为避巴蜀战乱而来到湖南的大诗人杜甫,正在长沙,不幸逢上这场兵祸,只得又逃往衡州。耳闻目睹这暴烈和凄惨的场景。诗人深为痛恨,又感到无限的悲凉,曾写下《逃难》、《入衡州》等诗篇,描述了这场兵变和长沙人民由此而蒙受的苦难。在《入衡州》中,诗人吟道:“元恶迷是似,聚谋泄康庄。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发中夜,高烟焰上苍。至今分粟帛,杀气吹沉湘。”其《逃难》诗中又云:“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臧价兵变,震惊三湘。衡州刺史阳济、道州刺史裴吼、澄州刺史杨子琳等纷纷起兵,讨伐臧价。当年6月,唐王朝又以羽林大将军辛京杲来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这场兵乱才平息了下来。 长沙减价兵变,是唐代中期湖南的强横武夫拥兵作乱的首次记录,紧接着,地处潭州西南的邵州又发生了一起更大的事件。 辛京杲到长沙以后,正遇上广西“西原蛮”军进攻湖南,遂以其牙将王国良领军驻守邵州武冈县。辛京杲为人奸险,又贪婪残暴。王国良家中豪富,他利欲熏心,竟不顾边防重要,将王国良横加死罪,以谋夺其财。王国良在武冈获悉,危惧交加,“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并联合西原蛮,“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唐朝廷调令周边各道“合兵讨之”,但“连年不能克”。780年(建中元年),唐德宗以宗室曹王李皋为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李皋“票性端庄,处身廉洁”,又深明大义,来长沙后,即以王国良之叛实为李京杲所逼,便写信晓以大义,劝其归顺。随后,他又“越五百里”亲赴邵州,单骑入其营垒,终于成功地招抚了王国良,将这起长达数年的干戈之变化为玉帛。 安史之乱以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仍然处在唐朝的有效统治之下,但分裂割据的倾向也在潜滋暗长,形成了唐朝廷与地方分裂势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局面。在湖南,这一斗争则表现为湖南观察使与悍将骄兵的激烈冲突,而长沙正处于这一冲突的中心地带。发生于770—780年的长沙减价兵变和邵州王国良事件,即表明分裂割据势力已经在湖南兴起了。 王国良事件平息以后,湖湘兵将的骄悍之气有所抑制,长沙及湖南又得到暂时的安定。此后唐王朝派来担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的仍然多为文官,其中也出现了如赵慑、裴胃、李冀、崔、韦贯之等一批勤于政事、清正廉洁、关心民间疾苦的贤良官吏,使唐代中期的长沙继续维持着统一与安定的局面,社会的经济文化得以继续发展,并产生出不少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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