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谈气氛融洽
12月11日，唐绍仪抵达汉口。因革命党人坚持以上海为议和地点，唐绍仪转往上海。12月18日，中外瞩目的南北议和在上海市政厅正式开始。18日至31日为第一阶段，历时14天，先后举行了5次会议，讨论了停战、政体、国民会议等问题。和谈的氛围十分融洽，根本不像敌对双方剑拔弩张的谈判，更像是志同道合者的筹商大会。
其实，唐绍仪与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本是广东老乡兼多年好友，二人曾在外务部共事并来往密切。对于革命党人来说，这两位留过洋、多年从事外交、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的最理想谈判代表，自然不会顽固守旧，设置和谈障碍。
唐绍仪没有辜负革命党人的期望。
在12月18日、20日、29日举行的前三次会议上，双方就停战罢兵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时进入了政体问题的谈判———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伍廷芳态度坚决，称：如果不承认共和，就无法进行议和。他劝告唐绍仪说，他自己以前也赞同君主立宪，但现在中国的情形与过去不同了，文明程度已经达到可以实行共和民主的地步。况且清帝专制让中国衰败到如此地步，为什么还必须保存君位呢？
听罢伍廷芳的发言，唐绍仪笑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唐称，今天双方所讨论的，不是反对共和的宗旨，而是寻求和平实现的方法。
唐绍仪随后向袁世凯电告南方代表的议和前提，袁世凯一时也没有对策。唐绍仪便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召开国民大会公决。袁世凯同意。于是，在第三次、第四次会议上，双方便进一步磋商国民会议的地点和代表人数等问题。而后确定了谈判地点在上海。在代表人数问题上，拟定每省代表3人，每人一票，南方14省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北方8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
与袁不和功成身退
这个协议遭到清廷君主立宪派的强烈反对，20人联名致电袁世凯内阁，要求撤回唐绍仪，推翻已达成的协议。袁世凯此时也对唐绍仪诸多不满。虽然唐绍仪时时向他请示，但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先斩后奏，达成了许多对革命党人有利的条款。如国民会议的召开地点和代表人数等协议，让袁世凯日后竞选并无绝对的胜算。孙中山突然就任临时大总统，让袁世凯更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只得又重新站回清廷一边。
然而，唐绍仪先前已达成的协议还是让袁世凯处于极端被动的地步。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伍廷芳表示，“今唐使虽辞职，而未辞职和以前所签字之约，不因此而失其效力。”并进一步质问，“今唐使所签之约，贵大臣可以任意更改，等于将来贵大臣所签之约，也可任意更改，如此和议何日可成？”袁世凯哑口无言，成为笑谈。
为打消袁世凯的顾虑，孙中山几次致电，明确表示要让位于袁。唐绍仪此时作为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为双方牵线搭桥，让袁世凯吃了定心丸，最终下定决心逼宫清廷。
南北和议期间，唐绍仪与孙中山、黄兴变成了十分信任的朋友。黄兴感激唐在停战协议上的用意，对唐说：“君若迟来数日，武昌势必不守。”在第一任内阁总理人选上，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一致属意唐绍仪，唐随后应革命党人的要求加入了同盟会。上任3个月，他就与总统袁世凯频频发生冲突挂冠而去，看清袁独裁面目的他，从此与袁日渐疏离，最终分道扬镳。
本文撰写时参考了张焕宗《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冯自由《革命逸史》等资料。
唐绍仪（1863－1938）
又名绍怡，字少川，1863年生于广东珠海唐家镇唐家村，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1874年官派留学至美国，1881年归国。曾任驻朝鲜汉城总领事、天津海关道、奉天巡抚、邮传大臣等职务。辛亥革命爆发后担任南北议和的北方代表，后加入同盟会并成为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1912年6月辞职寓居上海数年，反对袁世凯称帝。1917年8月，唐绍仪南下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1931年3月，唐出任中山县县长。1938年上海沦陷后，因与日方接触态度不明，被军统特务斧劈于家中。
■评价
1953年，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出版《回忆录（TheMemoirsofHorbertHoover）》，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绍仪。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
■轶事
当了总理再当县长
1929年，唐绍仪回到故乡，就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在就职词中，他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1931年3月，唐绍仪自告奋勇地竞选成了中山县长。他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布衣县长”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次公开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