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常恩多在东盘南圩子外一间霉湿的单房，与前来汇报缪激流通敌的万毅秘密交谈，决定对缪激流及投敌分子采取军事行动，并拟定了锄奸方案。确定9月21日晚会上，包围军部及会场，逮捕缪激流等大小汉奸，具体行动由万毅指挥，常恩多负责解决111师和331旅内的汉奸。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2期，作者：王统富，原题：《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
1940年9月22日。在山东省临沭县朱仓乡东盘村——国民党57军（原东北军）军部所在地，爆发了捉拿亲日反共的国民党57军军长缪激流的“九·二二锄奸运动”，亦称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领导指挥这次锄奸运动的人就是向张学良提出对蒋实行兵谏、促成“西安事变”的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
投笔从戎，力促“西安事变”
常恩多，1895年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市东三平台村一个贫苦的满族农家。年幼时，父母先后辞世，寄养于族伯家。19岁那年，在海城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五年后，他耳闻目睹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暴行，怀着民族仇恨，毅然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1922年，他被保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后在奉军历任连长、营长、团副等职务。“九·一八”事变时，已担任东北军71团上校团长的他，目睹东北大好河山沦入敌手，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地向全团官兵说：“咱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养育起来的队伍，要誓死保卫东北国土。”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杀敌报国的愿望未得到实现。1934年，东北军被调往湖北红安地区，进剿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为人正直、倾向革命的他，对此痛心疾首。有一次，他与前来该团采访的东北军总部《军事周刊》记者、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秘密接触，并从此结为挚友。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同陕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联合抗日。他认为这个文件写得“字字血，声声泪，它使每一个有良心的东北军人佩服，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拥护”。
1936年7月，已升任师长的常恩多，被调到西安的军官训练团，担任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这个训练团是由张学良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联合举办的。在这里，他参加由中共东北军委员会领导的进步军官组织“东北抗日同志会”。为抗日救国，广结同志，经常和已担任“西北剿总”少校联络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谈论政治形势和国家的命运。在他的要求下，由王再天介绍，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跟他畅谈到深夜。经过多次谈话，他对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后来，他离开训练团，回到部队驻地——合水。
1936年12月10日，常恩多奉命到总部晋见张学良将军。那时蒋介石正在西安策划和督促对陕北红军的进攻。面对蒋介石不打日本侵略者，而转向攻打红军，他异常愤怒。他利用自己是张学良爱将、亲信这一特殊关系，决计利用这次晋见之机，向张学良提出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建议，为此，他成了外人很少知道的促成事变的第一人。张学良采纳了他的建议，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最终爆发。事变发生后常恩多万分振奋，根据张学良的布置，率111师开赴渭南、潼关一带，捍卫西安，曾多次击溃来犯的国民党中央军。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常恩多气愤之下，决定率部北上当红军。他派少校参谋孙立基秘密到三原县红军前防指挥总部和彭德怀联系，彭德怀为了维护刚刚促成的联合抗日的新形势，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要孙立基回复常恩多，仍留在东北军，秘密和红军联合抗日。
为锄奸，发动东北军里的第二次“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东北军除了部分被解散外，大部被改编成国民党57军。“七·七事变”时，常恩多率部驻在河南周口镇，他对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通电热烈拥护。7月27日，常恩多的部队开赴江苏长江北岸担任江防，临别前幼子常克提出要到陕北当红军的愿望时，他欣然同意。他说：“延安固然艰苦，但窖洞里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你有能力就好好施展吧。”担任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江防司令的他，深入防区修筑工事，时刻准备给来犯之敌以重创。在搞好江防的同时，他对共产党派来111师担任少校秘书的王维平（原名王振乾）和参谋处上尉书记张苏平两名地下党员十分欢迎，党中央对常恩多也十分关心。周恩来曾亲笔写信勉励他努力杀敌。为国立功。信的最后写道：“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常恩多看后，非常欣慰，深受鼓舞。此后，他率部先后参加了扬州保卫战、台儿庄会战、盐城、阜宁和徐州攻坚战等，杀敌英勇，战无不胜，功勋卓著。在台儿庄会战中受到通电嘉奖。常恩多因此被誉为“常胜将军”、“真正打鬼子的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