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密切111师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之间的关系，常恩多除了把111师从敌伪那里缴获的武器、弹药送给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外，他还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鼓励官兵和八路军多来往。两军之间出现了互通情报、互相支援的可喜局面。这样，也增进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了他对共产党的感情，他经常找地下工委的王维平反映思想情况，并多次恳切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工委把他的愿望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分局派统战部长郭子化到常恩多驻地大于庄进行考察。1939年春，常恩多经山东分局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从此，入党后的常恩多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目标更加明确。1939年冬，日寇千余名出动骚扰莒南、日照等地，他率部在十字路镇的王家庄将敌包围。在八路军的配合下，歼敌200多名，缴获野炮一门，还有很多枪支、弹药和军用物品。战斗结束后，两军联合举行了庆祝会，山东《大众日报》曾以《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为题，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此次胜利的重大意义。广大爱国群众也热情赞扬说：“八路军、111师才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
1940年夏，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57军内部，一种反共投降论调甚是嚣张，该军政治部主任宋迪玺经常说：“鬼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高级参谋兰赓年为“鬼子不打自己，专打八路军”而拍手称快。军长缪激流则更为猖狂，他在纪念《七·七》大会上竟然埋怨张学良。他说：“要是没有‘双十二’，共产党早已消灭了。”他还以鲁南游击区总指挥的身份，布置鲁南、苏北17个县的国民党县长进行反共。不仅如此，缪激流还派他的亲信、少校副官李光烈几次赴苏北东海桃林镇，跟日本军鹫津师团达成“共同防共，互通情报”的协议，继而由缪潋流亲自指挥的666团的郝、王两连，公开携械投敌。常恩多听到上述消息，异常震惊，便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1939年9月12日，缪激流在和副军长朴炳珊、军政治部主任宋迪玺秘密策划之后，第二天，分派少校副官李光烈、665团团长董翰卿和参谋处上校课长于文清为代表，去桃林镇跟日军作投降反共谈判。
于文清对于这种卑鄙的投敌勾当，深感苦恼，但又迫于缪激流的威势，不敢拒绝，便找333旅旅长、中共地下党员万毅诉说苦衷。为了大局，万毅劝他忍隐成行，掌握他们投敌内情后，再研究对策。9月14日，董翰卿等三人到桃林与日本鹫津兵团的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顾问新容幸雄见面。双方谈判时提出，一互不侵犯，并规定联络信号，以免发生误会；二共同防共，日方打八路军，五十七军也要打。各自防区潜伏的共产党，自行剿除。回来时，他们还带回一批敌人给的手巾、肥皂、月饼、酒、香烟和武侠小说等。
于文清参加投降谈判回来后，把详情告诉了万毅旅长。当时正值“九·一八”九周年纪念日。在纪念会上，缪激流公然宣称：“国民党根本不应该听信共产党的挑拔离间，去跟日本作战。中国的敌人是共产党，是‘赤匪’，中国今天还是应该剿‘匪’，攘外必先安内。”对他的反动言论和投降活动，常恩多非常气愤。
一场反对投降的风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常恩多在东盘南圩子外一间霉湿的单房，与前来汇报缪激流通敌的万毅秘密交谈，决定对缪激流及投敌分子采取军事行动，并拟定了锄奸方案。确定9月21日晚会上，包围军部及会场，逮捕缪激流等大小汉奸，具体行动由万毅指挥，常恩多负责解决111师和331旅内的汉奸。
9月21日晚，锣鼓喧天的晚会正在进行着，行动开始了，夜半的黑空里，从万毅旅长手中放出一颗幽绿、一颗明红的信号弹，会场立刻翻飞着红、绿色传单，上面有常恩多亲自写的致《蒋委员长、于总司令血泪电》和“忠心爱国、杀敌锄奸、团结抗战、打回老家”等内容，到22日凌晨，除缪激流因667团1营营长韩子嘉叛变告密，由334旅旅长荣子恒保护逃跑外，通敌的主要策划者和牵线者副军长朴炳珊夫妇，伪北平宣抚班的女间谍徐春圃以及董汉卿，缪激流的小老婆和养女一同被逮捕。
“九·二二”除奸对日伪和国民党投降派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广大爱国官兵和抗日群众，群情振奋，无不拍手称快。当地群众拿来鸡蛋、土特产慰问锄奸将士，大大鼓舞了士气，扩大了军队的声威，巩固了根据地，密切了与八路军的关系。
为抗日，率部起义，积劳成疾以身殉职
“九·二二”锄奸运动，蒋介石非常恼火，他首先命令把万毅扣留，押送到五莲山前的老君堂，后又转送到徐庄鲁苏战区总部。继而对身患重病的常恩多百般刁难，并以常恩多病重为由，日常工作由参谋长陶景奎主持。陶景奎本就是个反动投机分子，他借机弄权，和331旅旅长孙焕彩、666团团长刘晋武勾结一起，流言蜚语，打击屡立战功的万毅。要置万毅于死地。1942年4月，国民党中央发给于学忠总部急电：“万毅通敌。着即秘密处决。”于学忠感到很为难。因为万毅是一个屡立战功的正直军官，不经公开审理，就秘密处死，难以服众；再说总部又在111师防区，要杀万毅，常恩多这一关也难过。战区总部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诚，原是张学良的秘书，1933年在复旦大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中做于学忠的工作。而常恩多知道后则坚决地对于学忠说：“要处死一个杀敌锄奸有功的人，那就请先解散111师，先杀了我常恩多。我可以死，但万旅长必须活着，他活着对部队有利，对抗战有利。”在这种情况下，迫使于学忠不得不先把此事放下。
由于长期的劳累，常恩多病势日益恶化，他自感痊愈无望。对抗日报国不能多做贡献，深为抱憾。1942年8月1日，军医处正式宣布，常恩多的病停止治疗。于是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的风暴只好提前爆发。第二天，病重的他躺在床上。勉强写出他一生最后的三十五个字：“务要追随郭维诚，贯彻张汉公（张学良）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常恩多八·二。”
为了保证起义万无一失，郭维诚遵照常恩多的指示，交代常恩多的爱将刘唱凯和工兵营王营长，做好扣押反动分子的准备工作，又交代特务连的张德福排长做好师部周围的警戒工作。接着刘唱凯分别给陶景奎、刘晋武及各团团长打电话，通知到师部开会，陶景奎等人误认为常恩多要交代后事，都欣然前来。他们一到师部，刘唱凯就立即命令卫士缴了他们的枪，并说：“师长说师里出了奸细，要出卖111师，你们就等候处理吧。”陶景奎顿时吓白了脸，被押到一边去。
1942年8月8日，常恩多命令部队移到抗日根据地莒南县王家坊前村，把三千多人的部队交给了党和人民。九日凌晨，他含笑溘逝，终年47岁。
111师起义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及肖华、黎玉、谷牧等党、政、军领导到111师看望部队，他们对111师的起义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热烈欢迎，高度赞扬了他们团结抗日的正义行动。对常恩多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毛泽东在收到111师起义的报告后微笑着说：“啊。是东北军少壮派的抗日、反蒋、联共。”立即指示山东分局要改造和建设好这支部队。接着部队在山东分局的领导下进行整编，番号不变，仍为111师。名义上师长仍是常恩多，万毅任副师长，郭维诚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于文清任参谋长，王维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刘唱凯任副官处主任。
由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对常恩多的逝世秘而不宣，直到第二年7月17日才在莒南县朱芦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山东省、滨海区与附近各县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以及区、镇、乡都派出代表前来哀悼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英勇杀敌的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