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李鸿章的一生，文中有毁有誉，皆语出有据，可谓字字珠玑，今日读之仍颇受启迪：“……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本文摘自：《大清帝国最后十年：辛亥前夜》，作者：李刚，出版社：黄山书社
李鸿章的出身并不十分显赫，祖父李殿华两次举人不中，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其父李文安多次参加乡试，终中举人，后为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鸿章6岁开始受教于父，刻苦攻读，18岁才华初露，成为秀才。1843年，入京师，心志专一，再接再厉，并拜会在翰林院供职的曾国藩。1844年中式第四十八名举人。1845年，他虽参加恩科会试不中，但其诗文却已博得了曾国藩的刮目相看。1847年，再次会试，中进士，点为翰林。至此，李鸿章终于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层，完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由此奠定了波澜壮阔却也毁誉各半的一生。
但当时通过传统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士们已经不能满足时局的需要。李鸿章真正崭露头角始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以儒生起于戎马之间，凭借编练淮军“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
据《清史稿》记述：“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籓於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十一年，国籓既克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
在这场残酷的内战中，李鸿章表现出了较为先进的治军思想。他向曾国藩汇报淮军的情况时说：“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杨刘王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枝。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36
稍后他又向清廷阐述了自己的治军思路：“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又有开花炮队四营……洋炮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其炮具之坚精，药弹之繁冗，臣讲求数年稍窥机要，他人多未及见，更未与知。”37李鸿章的淮军部属中有不少再后来成为平定新疆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干将。
与时人相比，作为政坛新秀李鸿章有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并且有着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欲望，这决定了他将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
把李鸿章称为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实不为过。洋务运动是对西方殖民侵略的积极抵抗，也是对世界近代化浪潮冲击所做出的理智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日本明治初期采取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策略并无二致。与同时代的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与中国的出路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帝国处于“厝火积薪，可危实甚”的局面，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再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时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