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65年，李鸿章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浩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38
早在1880年，李鸿章就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在器物层面的落后造成国际地位孱弱的事实，他曾沉心地指出：“中国诚能练兵防海，日图自强，不独朝鲜弱小未敢藐视，即欧西大国亦未尝不敬而畏之。若不图自强之策，终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属邦之从违！”39
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的见解仍旧被许多人所责难。
1884年，日本汉学家冈千仞游历中国各地，探访曾旅日的王黍园的族人，受到热诚款待。族人中有举人王砚云，广有才学，能言善辩。王氏说：“李中堂（鸿章）开办招商、机器二局，耗资百万，消耗国力，并无结果，大失民心。”冈千仞对王氏的说法不以为然，指出中国人是中了儒教的毒；还解释说，取西洋之长，以供我用，就是养育国本之要。王砚云却愤然说道：“机器者圣人不语也。此物惟有导国人去其质朴而趋赴机巧。”从王砚云的一番话可以窥见：若有人引进西洋文化，便会被斥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40
清朝历经两个半世纪，共开放了34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眼光看是少而又少，且大多是西方强加。中外谈判不仅唇焦舌疲，而且每每兵戎相见，后人也多以此为耻辱的开始。李鸿章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应该拿捏精当尽力避免负面作用，利用其不可限量的正面影响，指出：“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41并批评整个社会在近代化潮流面前的麻痹和迟钝：“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42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帝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联合行动对中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他指出，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要求国家对此保持警惕的同时也要巧妙地利用局势。
李鸿章在这里主张国家如果主动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属于双边关系，同时也就制约了对方，这样的相互制约作用甚至强过动用武力，并且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可见李鸿章的主和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和怯懦，而是建立在对内实行变法自强的基础之上—“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44
李鸿章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的内政外交主张是在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对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翻开一部近代史，轻重工业的创办，矿山的开采，铁路的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新式学校的创办，海军的创建，陆军的整练，外交内政诸多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第一条电报电缆线的架设都在洋务运动时期建成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奠基性的、不可缺少的历史环节。洋务运动的缺陷不在于开启，而在于没有深入。
在戊戌变法中表现较为开明的翁同龢，直到1888年仍自信地认为“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致使李鸿章不得不对他进行启蒙式开导：“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
当时在官僚层中的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害之说甚嚣尘上，李鸿章表现出尴尬的无奈与哀叹，他说：“耳食之言，每致误事，传播外国，贻笑堪虞！”“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45
李鸿章还对腐败表达了强烈反感，早年他率兵援沪、出任地方军政大吏之日起就为这个问题所困扰，惊呼道：“吴中吏治敝坏已极，奸贪巧猾之徒布满南北两岸，何能另起炉灶？自以节取而惩诫之为是。”46二十年后他对此仍旧表示出遗憾和痛心，感慨国家积弊之多：“循规蹈矩之冗员，营私舞弊之武弁，愍不畏死之奸民，盖遍天下皆是矣。”47但是他作为帝国官员，迟早也要被这种制度性腐败卷入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