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曾多次引用张之洞的话评价李鸿章：“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按：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48
张之洞出身清流，又办洋务，一度对李鸿章的主张颇有成见，日后渐趋渐近，但无论在个人操守还是政见上都与李鸿章有很大的不同，又非李氏的同门故旧，他能给予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这样的评价完全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评论的。
与李鸿章相比，“一生不谈议和事”的左宗棠在历史上则是一个基本正面的角色。
在塞防海防之争中，左李二人因为政见不同彼此势如水火。左宗棠劳苦功高收复新疆全境，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捍卫国土的信心和决心，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洋务运动举办的成绩。但是，从洋务思想上来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左宗棠比李鸿章明显不及。左宗棠对购买军舰也不以为然，1879年他写道：“幼丹（两江总督沈葆桢）之明岂尚不知铁甲固无所用之耶？”49第二年，他又说：“铁甲轮船英人本视为废物……船坞为各国销金之锅，罄其财而船终无用，李（鸿章）与丁（汝昌）独无所闻，亦不可解也。”50
“洋务运动”实为后发展国家不得不为、不能不为的断然举措，但在这个过程中，左宗棠明显无法与李鸿章相提并论。他们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和缺陷，不可为了褒此而贬彼。
同样，“塞防”、“海防”之争也只是两位官员的政见之分歧，跟“爱国与否”丝毫不沾边。同左宗棠主张收复新疆为当务之急一样，李鸿章也不主张两者并举，认为日本的威胁才是“肘腋之害”，应该重“海防”，弃新疆。
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历程非常容易陷入财政危机，往往顾此而失彼。
左宗棠的西征湘军在起初两年就实际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
笔者述此，当然不是说新疆当弃，但政府财政开资之窘迫可见一斑。
谭嗣同是无可争议的维新名士，颇受后世推崇，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51
谭嗣同认为国家财政困难，为实施全面改革，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创造条件。并说“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52因此，他出卖国土的错误想法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错误认识。
在民族危机中，张之洞也有过这样的错误建议，曾构想以牺牲新疆或西藏一部分为代价，换取俄、英支持中国对日作战：“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53
往前追溯，鸦片战争后魏源是开眼看世界的领军人物，也曾主张“弃边守本”，弃舟山群岛、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54
1867年俄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当时，主持购买阿拉斯加的美国国务卿威廉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他力排众议才得以实现，买到这块荒凉之地后，举国上下嘲笑他的“愚蠢”。—到底谁才是“先知”历史早已经证明。
那些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们之所以先后产生类似的错误构想，完全是由于时代认识的局限、个人见解的粗疏。
客观评价李鸿章，不仅关乎一个历史人物在后人心中的地位，这个原因是低层次的，甚至是不重要的，更有助于清楚地了解近代化过程中整个中国官僚层、制度设计层的优缺点，也能让后世更好地汲取好的经验，同时避免再犯类似的历史性错误。
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李鸿章的一生，文中有毁有誉，皆语出有据，可谓字字珠玑，今日读之仍颇受启迪：
“……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政外交的失败时这样说道：“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55
梁任公的评价无疑是公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