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双雄
“面对要上山当山大王的毛委员，袁文才和王佐心里是不踏实的，怕被人吞了。”王生茂说。
袁文才是客籍人，1898年生于宁冈茅坪附近的马源村，早年在永新求学。因受地方豪绅的压迫，和活跃在茅坪一带的一支绿林组织“马刀队”建立了关系。后来其母遭豪绅杀害，便公开投奔了马刀队。由于他有文化，会计谋，逐渐成为马刀队的首领，在宁冈周围有较大影响。
王佐，井冈山下庄村人，也是1898年生。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从小学做裁缝。在一次给绿林好汉朱孔阳（外号朱笼子）缝衣的时候，朱孔阳见他有胆识，便邀请他充当“水客”（即搞侦探）。后来他自己买了一支枪，脱离了原队伍，另外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武装自立为王，主要在茨坪一带活动。
由于袁、王两人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又是同年所生，遂结为“金兰之好”，彼此感情很深。这两支队伍互相配合，各霸一方，控制了井冈山一带。袁文才部所奉的宗旨是“劫富济贫”，不坑害平民百姓，专门向土豪富绅打主意；而王佐则打出“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旗号，不在驻地的十几里范围之内“吊羊”。因此，二人当时就有“井冈双雄”之称。
大革命时期，宁冈、遂川两个县的党组织曾分别派人到袁、王部队开展团结和教育工作。这两支武装也分别于1926年秋和1927年初改编为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于1926年秋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大部分塌台，地方武装枪支也大部分被缴去，而袁、王两部却各自保存了60支枪，坚持与敌作斗争。1927年7月，还参加了攻打永新城的战斗。
1927年9月27日，毛泽东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离开莲花，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在这里，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并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宁冈县古城，而这一带，已经是袁文才的活动范围。
从10月3日晚上起连续两天，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在古城联奎书院的文昌宫召开了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除了前敌委员会委员以及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之外，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和袁文才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据何长工生前回忆，会议上讨论了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提议要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而毛泽东则认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并提出想在次日与袁文才会面，进一步商谈上山问题。
“跟定共产党”
“如果没有袁文才和我爷爷王佐的敞开山门，毛委员的部队在井冈山很难扎根。”王生茂这样认为。
心存疑虑的袁文才将会面地点安排在茅坪与古城之间的大仓林风和家。大仓是位于古城与茅坪之交的一个小山村，居住着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徙来的十几户客籍山民。林风和则是这个村庄的大户。
余伯流认为，这显示出了袁文才的精明独到之处：一来显示了自己礼重朋友，亲出远门相会；二来阻挡了毛泽东等进入自己的“巢穴”茅坪，不至于泄露底细，且可以试探毛泽东是否心存吞并之意。
为了安全起见，袁文才事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名枪手，后来见毛泽东方面只来了7个人5匹马，还要赠送自己100支枪，便放下戒心杀猪相迎。据苏兰春在《回忆宁冈的革命斗争》中说，“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家吃了中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10点谈到太阳快挨山边。离开林家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1000块大洋。其中袁文才自带200元，在马沅坑钟家借了300元，在林风和家借了500元。”
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毛泽东的赠枪举动使袁文才疑虑顿消。在此后的10月24日与王佐会见之时，毛泽东依样画葫芦，亦通过赠送70条枪的行为让王佐折服。
“袁文才、王佐他们是‘宁可人死，不可丢枪’的。”王生茂说，“而且国民党上山是要缴他们的枪，现在毛委员上山送枪，让爱枪如命的袁、王二人非常感动。”
为了部队上山后能与王佐部搞好关系，防止属下出现违法乱纪骚扰群众的行为，毛泽东在部队出发前，于荆竹山村前“雷打石”处向部队讲话，第一次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
对此，当年在场的陈士榘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一文中回忆说：“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随着后来根据地建设的不断深入，毛泽东后来又提出了“六项注意”，并在革命战争的事件中逐步加以完善，形成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进驻茨坪后，指令已经担任王佐部队党代表的何长工在一日深夜突袭王佐的死对头尹道一巢穴，并将其人头割下送给王佐。王佐十分感激，当场表示“从此以后跟定了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