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王佐
1928年2月，毛泽东将袁文才和王佐部队合编，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袁文才王佐分为正副团长。这意味着毛泽东和前敌委员会对袁、王二部的改造工作取得成功。
“我奶奶告诉我，毛委员在军队进驻茨坪后，曾一度在如今的毛泽东旧居处居住办公，而我爷爷家离那里不远，每次开会前，他都会让奶奶准备好饭菜，说会后要请毛委员到家里吃饭。”王生茂说。
其时王佐被湘赣边界特委任命为防务委员会主任，除了担任军事上的防务，还要负责军事根据地内的后勤事务，从吃穿到枪械修理、弹药供应，包括制造货币，都由王佐一手负责—另外，在他和袁文才的保媒下，毛泽东与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的贺子珍在井冈山结为夫妻。
“我爷爷在茨坪创办了被服厂，每天能缝制90套红军服。”王生茂说，“他是裁缝出身，做成这个本也不太难，但更为不容易的是，他还开设了红军医院和造币厂。”
据记载，在1928年10月起，在王佐的一手促成下，红军官兵捐钱，附近的乡苏政府派工，在小井建成了江西一带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红军医院。
最为毛泽东称道的是王佐在黄洋界和茨坪两地建立的造币厂。在早期绿林生涯时，王佐也曾制造过“假花边”，在创办红军造币厂时，他将以前合作过的谢亚秋、谢火龙等人聚集起来，为红军造银洋。
匡胜和刘晓农曾这样描写王佐的造币车间：厅堂里有一台高达的冲压架，架上安着几个滑轮，一根粗长的棕绳系在滑轮上，另一端吊着一块足有五六百斤的长方形碓石，谢亚秋兄弟拉着棕绳摆开架势拉起大碓石，随着一声震耳的巨响，谢火龙便从墨西哥版的钢模里取出一块崭新的银洋。
在鼎盛时期，王佐的造币厂每天可铸造银洋500多枚，在根据地流通使用。1928年冬，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造币厂迁至大井和下井，直至井冈山失守后，工厂被破坏，才被迫停业。
在整编袁、王二部两个月后，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次日，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井冈山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开创了根据地新的局面，迅速取得了四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使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余伯流和陈钢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在井冈山斗争经验的理论概括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基石。
错杀袁王
“毛委员刚上山的时候，得知我爷爷手上还有60支枪，他很惊奇，问怎么保存下来的。”王生茂说，“我爷爷告诉他，其实山里人不会打仗，我们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和他兜圈子，这个是朱聋子教他的。”
后来，毛泽东在革命军官兵讲课时，多次提到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打法，要求部队“既会打仗，又会转圈”，提出“打仗就像做生意，赚钱就来，折本不干”，创造了红军的游击战术。
在茨坪，毛泽东经常与王佐谈心，有时甚至是彻夜长谈。王佐也经常对人说，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胜读十年书。
“我爷爷讲义气，对毛委员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特委的其他领导并不放在眼里，组织观念不强。”王生茂说，“这也是导致他后来被错杀的原因之一。”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袁文才身上。在1929年1月，袁文才被任命为红四军参谋长，随毛泽东率领的大部队下井冈山，后因看到中共“六大”中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的解决议案》，担心被暗算私自离队。在1930年2月，因为在策反罗克绍等问题上擅自行动，袁文才与自己的“老庚”王佐一道在永新县被湘赣特委错杀。
而后，袁王二部连以上骨干共计被打死、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战士被关了3天，愿意留下的，编入红五军和宁冈游击队各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路费返乡。
袁、王被杀直接导致了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1930年3月下旬，袁文才部以其妻叔谢角铭为首，王佐部以其胞兄王云龙为首，联名给湘赣省政府打电报，“电告反赤”，并在茅坪成立边防保卫部，完全控制了过去红军赖以最后据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据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攻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在上世纪50年代，袁、王二人获得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从未与自己爷爷谋过面的王生茂在1966年来到井冈山博物馆工作，虽然其间有20年被下放到家乡下庄的珠砂林场劳动，但对爷爷以及井冈山的历史日渐熟悉。
“袁、王被杀后，萧克、陈毅等红军主力部队多次欲夺回井冈山，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949年9月，才由前身为朱毛红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8军的部队将其解放。”王生茂说，“巧合的是，当时第18军的军长，正是当年在王佐部下做司号兵的永新县人张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