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工作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区，由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建立中原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刘、邓仍为司令员、政委。
从1948年2月至7月，在中原战场上，我中野、华野两支劲旅，互为犄角，运动作战，歼敌20余万，解放了洛阳、开封、襄樊等重要城镇，开辟了广阔的新解放区。
在此期间，作为中野的政治委员，邓小平在参与重大军事行动决策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新解放区的土改、整党、工商业政策的执行等项工作中。
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发向全党。
是年6月6日，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后简称《六六指示》)，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重要意见，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赏。
邓小平将《六六指示》上报中央审批后，毛泽东于6月28日代中央复电，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起草的中原局的指示意见，并将中原局的这个文件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尤其让人惊奇的是，毛泽东在邓小平的《六六指示》上，亲笔增写了两段重要文字。
一段是充分肯定中原局的成绩。毛泽东增写道：
不但如此，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敌人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使我各路友军在山东，在苏北，在豫北，在晋南，在西北，在东北等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广大失地，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白费的。
另一段文字还是加重肯定中原区的成绩。毛泽东增写道：
我中原全党同志必须对于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在指出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就忘记了自己工作的成绩，忘记了最主要的一方面，忘记了我们据以前进的基础，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做错了，并因此损害我们对于胜利的信心，那就是完全不对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亲笔增写的这两段文字，凝聚了对邓小平的高度信赖与深情！
毛泽东在转发邓小平的《六六指示》后，又在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胡乔木等人的信中说：
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毛泽东后来还说：
书记在前线亦是可以做报告的，邓小平同志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亦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赞赏，由此可见一斑！
军委和毛泽东确定淮海战役以“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刘陈邓三人为常委”处置一切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是年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面对国民党统治的颓势，承认说：“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他斥责许多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要求“振作军心”，以使“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会议决定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同年9月上旬，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陈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西柏坡会议在军事上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从1946年7月算起的大约五年左右时间内，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会议指出，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这是争取五年胜利中关键的一年。
会议结束后，邓小平、陈毅准备返回中原前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为他们送行。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
“我们每年见一次面，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明年见面时，全国的形势一定比今年更好！”
邓小平回答说：
“主席、中央看得远。我回去后要和伯承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我们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