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耘山看着外祖父的档案资料，心中闪现一个疑问，在他看来，主席对弟弟毛泽民要求向来很严，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曾说“因我是泽东同志之亲兄弟，党内许多重要事件并不告诉我。泽东同志也因避免借口，党内斗争从未和我谈过”。毛泽民作为党内始终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但在苏联时，为何一直谈论政治问题？——当这个疑问闪现心中时，曹耘山越发觉得，毛泽民1939年的莫斯科之行非同寻常。或许，在毛泽民莫斯科档案卷宗中，那些没有带回国内的俄文件；或者，另一些不为人知的档案卷宗里还有更多材料，可以解密毛泽民1939年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
2005年7月16日，曹耘山登上俄航SU754班机，飞往莫斯科。
一份档案追问毛泽东母亲真实姓名
但曹耘山不懂俄文。当他走进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时，环视四周，他发现有两个学生模样的女青年，正专心看材料，其中一位是亚洲人，走近一问，女孩竟是中国留学生，而她旁边的美国女孩马意莉，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专门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情况。正是她们，为“目不识丁”的曹耘山提供了帮助。
毛泽民从1939年6月初到达莫斯科，1940年1月22日离开，在苏联境内停留了8个多月，仅存入档案卷宗的批件就有二三十份。翻阅毛泽民的档案资料时，曹耘山发现，毛泽民的一份三四页的报告用的都是不同规格的纸张，有格纸，也有白纸；一份写给共产国际的12页的正式报告，用的是作废的书写纸的背面。“当年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条件十分艰苦。李天佑1936年6月来到莫斯科，直到隆冬，都没有领到大衣，去莫斯科看病，只能借其他人的大衣穿。林彪到共产国际讲课，要向方志纯借皮鞋穿。”曹耘山说。
在曹耘山看来，在俄罗斯档案馆阅读档案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进一步求证。比如，曹耘山在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毛泽民为毛泽东代填的《个人履历表》。“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母亲的名字叫‘文七妹’，毛泽民此处却清清楚楚地填写着‘文素勤’。”曹耘山说，为考证“文素勤”这个名字，回到国内后，他有一次开会碰到王海容，王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的母亲和毛泽东的母亲是叔伯姐妹。王海容说，王季范的母亲叫做文六妹，“文七妹”很可能是一个按顺序排序的小名。为此，曹耘山还去往韶山，专门求证。“在旧社会，女人不外出做事，即使有正式的大名也没有什么用，甚至不被人知。毛泽东离开家乡很早，而毛泽民则不同，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特别是母亲生病那几年，他陪母亲去长沙看病，最有可能得知母亲的真实名字。”曹耘山说。
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从莫斯科开始
查阅档案时，类似这样的细节考证还有很多。2005年去往俄罗斯前，曹耘山的父亲嘱咐他：“毛家是一个大家庭，如果能找到贺子珍和毛岸英兄弟的材料也一道带回来。”但贺子珍在苏联时的化名叫什么？站在俄罗斯档案馆的曹耘山给李敏的儿子孔继宁发了一条短信。没有回复。事后回到国内，曹耘山才听孔继宁说，当时接到短信，自己狂奔回家，翻找两小时，毫无线索。就连李敏也搞不清自己的母亲在苏联时叫什么。
好在美国女孩马意莉给了曹耘山提示。马意莉说，自己曾看过李敏的文件，而她的母亲曾在国际儿童院工作过。不如从那里入手。于是，“文云”这个名字，出现在曹耘山的视线中。“推敲‘文云’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意思”，在曹耘山看来，尽管贺子珍当时执意离毛泽东远去，但她在莫斯科起化名时，还是下意识地沿用了毛泽东母亲的姓氏。
当然，除却这些“细节”，曹耘山远赴俄罗斯查阅档案，最重大的发现，还在于外祖父莫斯科之行的真正使命。毕竟，毛泽民留下的报告、书信、发言记录稿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揭发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
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12月9日，即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作战行动”等主张。毛泽东就曾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毛泽民第一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养病，正是在1937年底。他经过六天的长途颠簸，到达甘肃省会兰州后，首先做的，就是传达和宣讲中央的主张，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所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深入人心。
然而，当毛泽民到达迪化时，却接到延安发来的紧急电报。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邀请，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考虑，决定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于是，毛泽民第一次去往苏联，没有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