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毛泽民再次被派往苏联。6月初，他刚刚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便提出要求，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情况的报告。此后，毛泽民撰写的一系列报告，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等，被陆续转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上。季米特洛夫深感中国党这些年所发生的错误远比过去估计的要严重得多。于是，共产国际将又一项任务交到毛泽民手上：写一份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工作情况的报告。
如何写？毛泽民决定站在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老党员的立场上，用自己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以“读后感”的形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汇报。
曹耘山在俄罗斯档案馆看到的那份“读后感”是俄文翻译稿，被打印在16开公文纸上，共75页。在报告的每一页，阅读者都用铅笔作了记号，重点段落旁边画有单线或双线，有些文字下边还作了重点记号。从这些记号的规律看，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人对中国党发生的重大事件、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论点，以及毛泽民对错误实质的定性分析最为重视，都作了重点记号。
毛泽民在“读后感”中指出：“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在汇报材料中，毛泽民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重点历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笔锋直接指向王明，条分缕析，反驳了王明的一系列相关说法。
比如，王明在联共（布）十七大上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前四次‘围剿’中的战果是：击退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其中20个师被消灭，缴获步枪20万支、轻重机枪5000挺、数百门火炮和重武器……”毛泽民逐条予以否认：“这些数字远不符合实际。就拿缴获的步枪的数字来说，实际上不超过所说的四分之一，即5万支；关于缴获的火炮和重武器，当时，红军并没有见过重型火炮，除了1930年在与蒋介石作战中缴获过2门火炮外，再也没有缴获过。”
在谈到有关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果时，王明说：“红军缴获了12艘大型汽船，为拆解其中8艘，用了1万名工人。”对此，毛泽民不无讽刺地说：“为了拆解8艘汽船，红军竟雇用了1万名工人，看来这些汽船真是够大的！”
在中央苏区，毛泽民是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又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央苏区的财政状况和红军每次战斗的俘虏、缴获情况了如指掌。
王明在报告中还谈到白区和苏区党组织的状况：“1933年，中共有党员41.6万人，其中白区在1930年有1万名党员……到1933年，为6万多名。”
毛泽民则批驳道：“1931年至1934年，由于李竹声的叛变，白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1934年，白区的党员怎么会有6万名呢？”毛泽民手中握有铁一般的证据——1937年12月中央组织局编制的中共党员状况统计表。中共中央责成毛泽民将这份统计表带到莫斯科，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才使毛泽东能够大胆地解决王明的错误问题。但在曹耘山看来，毛泽民的莫斯科档案被解密后，这个时间表被大大地提前了，毛泽东领导全党清算王明路线的战斗首先是在莫斯科打响的。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全力支持毛泽东抵抗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讲：“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特别梯队”
曹耘山在查阅毛泽民档案时，还看到了一份关键性文件——刘亚楼、林彪、毛泽民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只有3000多字，却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尖锐质疑：“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三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刘亚楼、林彪、毛泽民提出的一连串疑问都与王明有直接关系。
曹耘山回到国内后，舅舅毛远新反复阅读这份文件后说：“这份材料很重要。主席在世时，曾多次和我谈过他与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之后，毛远新介绍曹耘山找到刘亚楼上将的儿子刘煜奋。刘煜奋出生在莫斯科，多年来，一直致力搜集和研究刘亚楼在苏联学习和参加卫国战争的资料。
按照刘煜奋的说法，1938年，党中央先后派刘亚楼、杨至成、李天佑等6位高级干部去苏联养病。但其实，刘亚楼身体精壮，什么病都没有，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担负着毛泽东赋予的“特殊使命”。
刘亚楼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毛泽东十分看重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加之他上过中学，又当过小学教员，不但头脑灵活，而且有很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1938年1月，28岁的刘亚楼被特别安排在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时间，住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窑洞旁，于是，早晨和夜晚刘亚楼都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毛泽东特别指示刘亚楼，要认真地读懂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
1938年4月初，中央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学习治病。毛泽东特别嘱咐刘亚楼：把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张和原则，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汇报。为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并叮嘱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因此，刘煜奋所说的“刘亚楼的特殊使命”，更为具体的解释是：作为毛泽东向莫斯科派出的“特别梯队”的一员，出其不意地到王明曾“一手遮天”的大本营——莫斯科，开展“外线作战”，谋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与支持。
至于毛泽民是不是和刘亚楼一样，也是作为“特别梯队”的一员被派往苏联？“并没有明确的历史资料。”曹耘山说，但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看过曹耘山从苏联带回的档案后评价：“毛泽民去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担负着相当特殊的角色。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务实的、党的经济战线上的领导人，还是一位思想相当成熟，而且达到很高层面的革命家。”
1940年1月，毛泽民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走前，他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写信，提到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毛泽民建议，最好由周恩来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
而当1945年，筹备了8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毛泽民却没机会目睹这场盛会——1943年9月27日夜晚，他和陈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残忍杀害，长眠于人迹罕至的西北边陲。（本文参考《革命与爱》耘山、周燕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