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五日致徐政务委员永昌函：兄昨晚之言，关系国运隆替，睡醒后颇觉萦系。我意：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辞。假如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我认今天我们是病与命相连在一块，治病必致命，不治病必丧命，若不设法使病命分离，恐无下手之法。今欲转危为安，必须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为同是其是同非其非，方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按今日我们的自身，由人上说，易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若从事上说，无人不愿国家好，定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应决定何利必兴，何弊必除，规定进度，实行考核，作为我们首脑部救国约法，共同遵守，完成者奖励，遗误者严惩，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挽救危亡目标迈进，未始不可有为。此致次宸兄
问：你是个政治家，不是政治领袖，无政治资本，日见孤立，甚或受辱，未免太苦，又如何能久，应当组织点政治资本，以资抵御。答曰：素孤立行乎孤立，不安孤立，连个侮辱亦得不到。安于侮辱，则侮辱者仰面唾天。若人唾我一脸，我唾人一脸，有何不吃亏？原谅人是高人一头，互唾是一丘之貉，被人原谅是低人一头。
九月八日入耳与否均相宜，入耳与否何不宜，国家大事开会议，矜能夸识等儿戏。
九月十二日邱昌谓说：要快争取时间，把欧阳市长换了。我说：公路以外的大石块、深坎坷、可以不顾，若公路上有大石块、深坎坷、仍不顾而驶快车，可能把车巅覆。西北事之解决慢，也就是公路上大石块及深坎坷太多，我何尝不愿意快。今天大家提出的事，就叫我今天解决，就叫陕，但我不能不有所顾虑，且大家今天说的事是两条路：一条路为剿匪而要主席兼市长，为剿匪需要甚作甚是很对，我们以什么理由说非主席兼市长不能剿匪，若提出来没理由，院会上不易通过。一条路是说欧阳市长不好，有贪污情形，果如此，内政部长可举出事实提院会，我定依法惩处。我不能以代总统交付提出院会。李部长（漌魂）说：院长可以毅然处理，不必多顾虑。我说：我们今天政出多门，人人是主人、那一个人也可以命令行政院长，为他个人作他企图的事。他说：那有是非在。我说：我大胆在扭转时局案中说，我们今日无是非，无公道，无赏罚，所以把国事闹到这样地步。他说：没是非，请院长主张是非。我说：无是非场合，主张是非，我也感到无地自容。以后我说，代总统以后有事，可叫我单独谈。
九月十九日本日对国防部人事评判会指示人事公开两条件：一、去感情、用理智。二、将所选之人事绩公开。用人之不公，上下均有，惟下级少而上级多，故须下提上核。以上核防止下私，以下提防止上私。
九月廿三日到广州以后，感到理智无所用处，如四川太阳无所照处一样。
九月廿七日政出多门，人人可作主人，遂致事事不能举办，好恶我自为之，责任我自负之。
九月三十日国家需要不去，应即不去。国家不需要留时，自应不留。去留应以国家需要不需要决定。与国家有益，虽手枪吓我，我也不辞。与国家有害，虽万人挽我，我亦不留。
十月一日请人原谅者，低人一着。原谅人者，高人一着。
十月二日吴礼卿（忠信）问我，蒋李之争，究应怎样办。我答：讲亦侮，不讲亦侮。此事关键非干部所当主张，应由最高领袖自决之，因此事无论怎样办，均有咎戾，故主张怎样办均难见谅于将来，故须由最高领袖决之。不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破裂之可能。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毁灭之顾虑。接受而毁灭，为众怨所归。不接受而破裂，亦为众怨所归。吴又说两害灌行，取其轻，如何？我说两害取其轻，当然。但一害已知，一害未知，无从比较，如何定取舍。
十月四日会见立法委员梁栋时，梁说：希望院长能长作蒋李之桥梁，使蒋李能密切合作，现在有人说院长一面倒了，究竟如何？我说：在组阁之前，对蒋李曾提出四句话：“中间赤诚匡济，但不从井救人，亦不卷入漩涡，更不意气债事。”我一切处置均以国家为前提，我也意料到到一时期，一定有一方或两方感到不痛快，对我不满意。但我绝不偏倚，绝不作那一方面之屏护。举例言之，如有人提议保卫台湾，我想台湾为中国领土，自应保卫，但非为蒋而保卫台湾。又如有人提议保卫西南大陆，我想西南大陆为我们反共基地，一定应保卫，但保卫西南亦非为李。我只部心为国，什么批评，我也能接受，我也不感觉痛苦，因既作中间，当然就有不说之话。
十月五日本日非常会议时，因有军事处理，约定十二点会员，请准早退席。美援讨论结论，由叶部长转告。关于美援事，张岳军问我，我说，“谨防塞翁得马”。
十月六日应敌人之需要而施为是忠于敌人，忠于敌人之人，其失败一定是出入意表。抗战胜利之后，政治上之施为，有忠于共党之措施、故失败亦为人意料所不及。
某方之人为主谋而害主，某方之人为己谋而害主，前者可医，后者难治。
十月十日闻誉不矜，闻毁不怒，能容为大，能忍为涵。有忍其乃有济，不善未尝不知。天下惟至公能成大业，世界无一事可以骄人。苦哉将士，来者勿忘。
十一月十一日偕财政部部长关吉玉由穗飞台北，谒蒋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