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报刊书籍，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将士们的“英勇事迹”，甚至不惜版面刊登阵亡将士的名单。而大清国的报刊，则在此前编造了大量“王师大捷”的假消息后，如今则亢奋地开始总结教训，批判一切，唯独没有将矛头指向媒体自身。
同样为国捐躯，大清子民们似乎死得轻于鸿毛。
史料并没有留下多少大清官兵们为保家卫国的慷慨言行，却留下了日本人的很多豪言壮语。在那些风华正茂而被捕被杀的日本间谍们遗物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烈士”绝笔书信和诗抄。
那两位在美国引发了政争狂潮的日本间谍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在接受任务的时候，都给日本的家人写了家书。楠内有次郎给他哥哥写道：“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弟幸以聊通敌情之故，暂时隐身于该邦，以谋国家进取之道。然轻举妄动有误忠孝大义之虞，为慎重起见，一时音问或缺，务望谅之。”而福原林平则给他父亲写道：“进入清国内地，参加大日本征服清国之旅，有神佛保佑，必可平安无事。”而一旦不幸，则将化为“不死之威灵守护国家千载”。
那位在被处决时，执意要面向日本所在的东方而死的钟崎三郎，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小弟思之再三，此正以身报国之时，决心留下，直至日本军队来攻。无论遭遇何等危险，都要在敌国潜伏，以探听敌情。若能逢凶化吉，当有鱼雁报闻。倘无音信之时，亦即再无会期之日也。”与钟崎同时赴死的山崎羔三郎，则早在1888年考察云贵时，就在写给其兄的信中表达了必死的信念：“弟所从事的事业至艰至难，系图亘古未有之大事，故须承受千辛万苦。然开其端绪极难，进退稍有不慎，必将付诸东流。诚为此焦心至极，静时千思万虑，弟心中已决……此番南行，云烟万里，涉湖南之水，越贵州之山，过云南之野，穿广西之森林，行福建之荒郊，入虎狼豺豹之窟，游猺獞苗蛮之巢，彷徨于瘴疠毒雾之间，决心务必达到目的。虽前途渺茫，难保无虞，若得神明加护，上天保佑，来年中将重返上海。”日本的文献中，收集了大量的类似书信。其中，有一封后方的父亲写给前线儿子的信，纯用汉字写成。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大势后，父亲开导儿子说：“死生有命，忠孝难两全”，此战“实开国未曾有大事，国家危急存亡之所隶，而吾人之荣辱休戚亦系焉……虽连战连胜……决不可安栖。”他说：“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命都能舍，“何惶区区忆亲思家乎？”他甚至连儿子的功名心都要敲打敲打：“汝切莫介怀，一意专心，衔龙尾，攀凤翼，以建功勋”，男子汉大丈夫，志向应当是“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最后，这位父亲教诲儿子要团结战友：“夫一队犹一里，一伍犹一家，困厄相恤，疾病相护，旅进旅退，每战必捷，以副舆望。”这虽是100多年前我们敌人的书信，至今诵读至此仍令人不禁肃然。
那些活跃在中国的间谍，虽然年轻，汉语口语不好，经常要假冒是福建人或广东人，但大多有着相当不错的汉语写作修养，甚至喜欢也擅长写汉诗。那位与中国农家结下很深交情的向野坚一，就能和老先生笔谈四书五经。他在祭奠“三崎”时，写了一首《吊三崎山》：欲得虎儿探虎穴，千辛万苦复何辟。
秋风今日扫君墓，落泪荒山欲夕时。
作为甲午间谍第一案的主犯石川伍一，他有一首《偶感》，相当飘逸：穷达有时富贵天，暂寻禅机清风眠。
忽看花落无人管，如水流光又一年。
当然，他们的大多数诗篇都是押韵的决心书而已。至于像岸田吟香、宗方小太郎这样的学者型人物，更能写一手相当雅驯的汉诗。宗方在北京时写下一首《寄燕京诸君》：谍战甲午75日本间谍潜伏记第一部分落花时节辞歇浦，放浪今尚滞天涯。
十年落拓君休笑，胸里常蓄一片奇。
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
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
君不见东洋今日太多事，邦家前途累如卵。
先则制人后被制，毕竟此言不我欺。
谁取禹域献君王，谁扫边尘绥四陲？
毫无疑问，当时的日本人，身上充满了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和危机意识，而这正是推动着日本间谍们不畏艰险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