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日军在中国用汉文发布的所有公告，几乎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解放者形象。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Barnes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
日本此后更是驾轻就熟地运用这种“驱除靼虏”的政策工具，无非根据需要将“鞑虏”换成“白种人”、“欧洲人”而已，深深地渗透进此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大变动中，包括对兴中会、华兴会等的庇护，令辛亥革命这一民族革命从一开始就变得先天不足，而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
武力压服中国联合对抗西方
在把自己包装成“中华”的解放者的同时，日本间谍也不断提醒日本军政当局，只有先将中国征服、打翻在地，才可能消除中国人的傲慢，从而达到中日联手对抗西方。
宗方小太郎在另一份提交给最高当局的战略谍报分析《对华迩言》中，指出：因为满清政权的颟顸，不顾“书同文、人同种，唇齿辅车之关系颇为密切”，“嫉视日本之强盛、厌忌日本之进步，百般猜疑、面谀背非，顽迷不化，不通大局之形势”，所以才形成两国的“感情之冲突”。因此，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
宗方小太郎将日本侵华看做是联合中国抗击西方的必要步骤，提出了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中国屈服后再假以时日“在不知不觉间使彼感觉有与我(日本)联合之必要”，最后则可以共同对抗西方，“使之不能逞其欲望于中国中原，此不特中国之幸，亦日本之所以自守，保持亚洲体面之要务也”。
宗方小太郎认为对中国就是要痛下杀手，“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他认为此前爆发的中法战争，法国人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军事上已经“制胜中国”的情况下“草草终局”，因此“劳多功少，且有贻误国家长远之计之虞”。
因此，他建议当时正在节节胜利的日本，宜将剩勇追穷寇：“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
宗方认为，铁血政策成功后，就该实行怀柔政策：“以信义公道，赤心相交，利害与共，患难相济，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他坚信，满清政权已经是“百弊丛生，濒于阳九之末运”，而“数亿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他因此谆谆教诲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以有效消除战后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如果日本占领军能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则四方百姓一定会“争先来归”。为此，他再三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甲午战争后，西方最大的梦魇就是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WilhelmII)为代表，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YellowPeril)论。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谓的“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H.Knackfuss)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YellowPeril)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确有过一段“蜜月期”。1898-1907年这十年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大量青年东渡留学，中日联合对抗西方的论调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不但宣布中立的中国官方暗助日军，留日学生更是组织多支抗俄敢死队直接为日本效力。
国人在中日“同文同种”的美梦中，一直到1919年才被惊醒：巴黎和会上日本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愤怒的中国终于爆发“五四运动”。宗方小太郎精心炮制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对华战略，只被执行了前一半，用圣贤大言包装起来的“仁政”始终未现，中日“感情之冲突”不但没有任何缓解，反而历百年而弥烈。不知一直致力于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宗方，生前是否预料到了这“同文同种”的百年仇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