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x诗社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后，在北大校园中，郭世英还对最后一次见他的牟敦白说：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
或许，看看父亲青年时期作品中的豪放个性，再对比一下现实政治中父亲的唯唯诺诺，这更是让郭世英感到无比痛苦和迷惑之处。应该说，郭世英以父亲青年时期的精神形象相期许，对眼前的父亲的言行颇不以为然。他曾对第一次见到郭沫若的牟敦白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x诗社成员张鹤慈的哥哥张饴慈也说过：弟弟几次和他谈起郭世英对他父亲的剧本及报纸上的诗作的苛评。私下里这些对父亲的非议，恰恰说明，郭世英对青年郭沫若的形象是多么的渴慕！可是，他却没有象父亲青年时代那样恰逢放纵个性的时代。
郭世英和x诗社的离经叛道，终于遭到了厄运。公安部门根据截获的私人信件、油印刊稿，给他们罗列了一系列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政策，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收听敌台、密谋逃往境外……。或许是因为涉案者主要是高干子弟和名人之后（孙经武是解放军卫生部长孙仪之之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孙子），案件性质虽然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定性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这一案件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对此案有批示。或许，正是在周恩来的庇护下，x诗社成员才得以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被判劳教两年，郭世英送农场劳动改造。
x诗社具体是怎么被查获的，说法不一。
据罗点点说，x诗社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的。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进监狱。这个同学生计无着，经常窘迫到挨饿的地步。郭世英非常同情这位同学，经常接济他。接触的多，谈得也多。没想到这个同学竟告发了郭世英。
有人说，在x诗社案件中，郭沫若的秘书起了一定作用：“郭世英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想’案是从他的通信被‘截获’中找到‘罪证’的。其中，组织关系属于‘机要局’的王秘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给郭沫若很大刺激。因此，他几次找出陈明远给他的私人信件，退还给陈，就是为了防止陈的信件再次被‘截获’、被‘无限上纲’、‘攻其—点不及其余’，被当作“修正主义思想”的罪证。”陈明远乎也赞成这—看法，他在访谈中说：“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的。家信是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我。”
网上那份未经证实的当事者张鹤慈访谈，更有耸人听闻之说，认为是“郭沫若夫妇勃然大怒出卖亲生儿子”。由于真相迄今不得而知，现将这一材料抄录于下，供识者辨察：
当是郭世英有个北大的同学曹天予，参加了x社活动，后来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通知了公安局），告他们的反动活动，而惊动当局。由于儿子牵涉在内，最初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想把他们保下来，说要带张鹤慈和郭世英南下，去参观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张鹤慈说，实际是想避一下风头。
对郭沫若，x社的这批有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很瞧不起他，对他之为人为文都是否定的，私下说了很多大不敬的话。郭世英也同意他们对其父的评价，只是强调，“他是我的父亲”，郭世英的生母是于立群。
这个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家告密时，将x社年轻人私下对郭沫若夫妇“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告诉了于立群。张鹤慈说，“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这一说法，可能是过多的猜想所致。该说法漏洞百出，比如据牟敦白说，x诗社案由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13处）处长李岩老太太负责，根本不是公安部管辖的。即使这一材料的情节属实，那么“郭氏夫妇出卖儿子”的说法也属妄断。即使郭沫若知道了x诗社成员对他的大不敬，也不会糊涂到不分轻重、意气用事的地步。更何况对郭世英的从轻发落，何尝不是出于周恩来和郭沫若多年的友情？
这件事过去多年了。正如牵涉进 x诗社案件中的牟敦白所说的，“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有一天会曝光，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我们也期望有一天，这一案件的档案能够曝光，看看到底郭世英是女口何犯的案。
x诗社案件，毫无疑问为郭世英罹难，种下了直接的祸根。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被从轻发落的郭世英到河南西华农场，跟随一个植棉劳动模范参加农业劳动。1965年秋天，返回北京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学习。没想到，回来还不到三年，年轻的生命就葬送在造反派之手，死时还不到26岁。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一个精神战士，就这样在残暴中，凋零了青春的生命之花。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过精神生活”的杰出的青年人。这也是那样一个时代，少数值得历史留下一笔的曾发出过灿烂光彩的青年人。
据罗点点说，多年后听到一个说法：周恩来曾痛心地说“世英是为我而死……”。还有人说，周恩来曾愤怒地对郭沫若说：“迫害世英，不仅是针对你郭沫若，也是针对我周恩来。”那时分管农业大学红卫兵运动的，是王力、戚本禹、关峰等人，这些激进的“五一六”分子，造反造昏了头，很有可能将矛头对准了周来来，妄想揪出从轻发落郭世英背后的周恩来。
郭世英到底为何原因被迫害致死，迄今仍然是个谜。或许谜底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对郭世英来说，求仁得仁，以死换来思想和生命的尊严。对郭沫若来说，老年丧子，人生之大悲剧。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两个儿子先后离他而去，这是人世间多么残忍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