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但是彭真却告诉梁思成，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他还告诉梁，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本文摘自《周末》2011年5月5日第24版 作者：孙磊 原题为《1950，“梁陈方案”的诞生与夭折》
缘起
1949年12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在长安街六部口北京市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了城市规划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在京的苏联专家。
中国方面的专家有梁思成、陈占祥等人。前者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后者则是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
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
巴兰尼克夫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
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为吃惊。
“巴兰尼科夫的话让父亲错愕。且不要说城市规划专家，任何一个受过系统城市规划专业训练的人，或稍有一些这方面专业常识的人，都不应该对一座千年古都做出这样无知的规划设想啊。”陈愉庆回忆道。
其时，北京内城的人口已有130多万，面积62平方公里。三海、故宫、各大公园约占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于其余52平方公里的旧城，人口密度为21400余人/平方公里，远远超出8000余人/平方公里的现代标准。
而新中国中央政府军政机关未来可达15万人左右，加之安排他们的眷属，预估达60万人。行政机关所需要的面积，高于原皇城机构所需的三倍。
作为一名规划师，陈占祥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疑问。
已经拥挤不堪的旧城，怎么可能容下突然增加的60万人口？
假如为这60万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们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多少途中往返的时间、能源方面的消耗？
如果为了节约能源与时间，就近为他们建宿舍，那又要动迁多少老城居民？
为拆迁户另择新居的成本，加上为行政人员在城内拆旧房建新房的成本，这将是一笔怎样耗资巨大的开支？
在会上，梁思成和陈占祥同苏联专家进行了一场关于北京规划问题的激烈交锋。
“当时，父亲刚到北京两个月。33岁的人生旅途中，他从一座又一座的学校大门中走进走出，而且基本上是西方的学校，完全不具备在政治风云中斡旋的常识。出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居然连出席会议的领导是何许人都不清楚，更遑论去揣测领导的意图及好恶。”
多年以后，陈愉庆曾直截了当地问过父亲：“你知道参加会议的是什么人吗？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的意见和领导、苏联专家相左，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