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仲闻此时已经成为“特嫌”分子，面对残酷的政治运动，他注定无法逃过。徐调孚把王仲闻要下乡劳动的事报告给金灿然。书局派主管人事的同事去街道办事处协调，称王仲闻是中华书局的“临时工”，有工作任务在身，不能下乡。过了几天，文学编辑室便宣布了一个新任命：即日起，王仲闻作为“长期临时工”，每天到中华书局上班。
（左起）中华书局编辑赵守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翁独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编辑何英芳在进行“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图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受访者提供）
文章摘自《中国新闻周刊》第549期 作者：管方方 原题为《政治运动中的“中华书局人”》
“中华书局到1954年底才真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用了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杂乱堆着书籍纸张的客厅，中华书局原总编秘书俞筱尧回忆。
1952年至1953年左右，出版总署取消了私营出版机构对教科书的审编和出版权，这对于以教科书起家的中华书局来说，生存空间被大幅度压缩。
“解放后，出版业的发展方向被定为人民出版事业。私营和公营出版业的博弈，因后者有国家力量做后盾，所以结局是没有悬念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周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抢救知识分子
1958年，中华书局历经了与财政经济出版社的“过渡性”合并与分离后，与古籍出版社合二为一。同年4月，管理部门为中华书局确立了整理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定位。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金灿然深感编辑力量薄弱，也在到处物色学者和专家。
金灿然想到了宋云彬。1949年二人曾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共事，对于宋的学问，金灿然十分赏识。但是，这个曾经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职位的知识分子，在1956年已被划为右派，行政级别由9级降为14级。1957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批判这位“著名右派”的讲话：“叶恭绰、宋云彬等右派分子，站在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他们一小撮人的私利，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物事业。”
为了将已无实际职位的宋云彬调往中华书局，金灿然只能求助于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通过统战部办理宋云彬的调动手续。
中华书局原总编辑秘书俞筱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金灿然有搞不定的书局事物，都会向齐燕铭求援。60年代初齐燕铭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后，又顺利调进几名学问高、能力好的学者。”
1958年9月，宋云彬终于进入中华书局。日后，在文革期间，为点校《二十四史》做了重要工作。
一年之后，1959年7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向中华书局提议，希望将历史学者刘起鈊从南京调进北京，作为他整理《尚书》的高级助手。1960年，刘起鈊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不同意放人，此事被搁置。1961年，金灿然跑去同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调动事宜。
1962年1月，文化部干部司同意刘起鈊调京，同时说：“按徐(光霄)部长批示，今后应积极处理精简人员，一般不再从部外调进人员，更不能从外地调进人。请你局严格掌握。”时间到了5、6月，北京正严格控制人口，刘起鈊调京又出现波折。6月11日，金灿然致函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徐光霄：“考虑到顾(颉刚)著述丰富，为他物色助手，颇不容易，且他近几年来体弱多病，确实十分迫切需要助手帮助工作。”7月8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催办调刘进京；齐燕铭8月1日批示：“此事已解决”。11月22号，刘起鈊终于来京报道。
顾颉刚在日记写道：“刘起鈊君今日到京矣，此事接洽四年而成，可见北京添进一干部之难，盖市人委、文化部、宣传部各关都须打通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