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七千人大会”后，谢富治很懊悔地说：“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在大会上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3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实例。
谢富治 资料图
本文摘自《文摘报》2003年5月20日刊 作者：赵明 原题为《“文革”中的谢富治》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地县的主要领导及一些厂矿和部队的负责人。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3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下召开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作了重要讲话。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说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谢富治在发言中，也摆出了各地在经济困境中发生的各种严重的治安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但是，林彪于1月29日却在会上发言时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林彪的话与会议气氛不协调，但受到毛泽东的欣赏。
“七千人大会”后，谢富治很懊悔地说：“我没有考虑，就抢先在大会上发了言，谈了许多各地由于3年自然灾害出现的种种严重的治安问题，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违背人的常情的实例。可是林彪在发言中却大谈3年经济困难是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用‘左’的或‘右’的思想，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的缘故。”在谢富治的话里，带出懊悔的情绪：“没有看清风头。”“转”错了方向，怎么就“转”到刘少奇一边去了。
1954年初，有人写匿名信警告江青。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副部长进行侦察工作。有关部门查阅了30年代上海出版的一些报刊杂志，接触到江青的一些历史问题。1959年罗瑞卿部长调离公安部时，向接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作了详细交代，要他办好这个案件。谢富治亲自参加了政治局讨论这个案件的会议，亲自听到毛主席对此案“放手调查”的指示。在谢富治的主持下，公安部于1960年查到了写匿名信的人。案件侦破后，公安部将所有调查材料整理封存在公安部档案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叛变的历史，诬陷公安机关整了她的黑材料。江青先是指使红卫兵造反派上街贴大字报，说谢富治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打倒，后又联合康生、陈伯达等人拉拢主持司法工作的谢富治。有一天，江青请谢富治来参加汇报会，在会上，江青指着谢富治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头目说，你们不要再给谢部长贴大字报了，谢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经过这样一打一拉，谢富治迅速“转”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