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庐山会议批评彭德怀“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太懂”，这深深触动了彭德怀。于是，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1年5月30日第6版 作者：徐文钦 原题为：彭德怀：“就是惦记我那些书……”

彭德怀元帅性格刚烈，作战勇猛，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猛张飞”，并赋诗赞美：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鲜为人知的是，彭德怀还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别看我是个粗人，我可知道‘孔夫子’的用处。”这里的“孔夫子”，就是书籍的代名词。

打仗闲暇不忘读书

彭德怀早年虽上过一段私塾，但不久就因贫困辍学。但彭德怀并没有放弃读书。他13岁到煤窑做工，闲暇时也不忘读书，之后的几十年里，他都是书不离身。

井冈山时期，彭德怀有很多仗要打，但他总要随身带上搜罗到的军事和政治书籍，挤时间阅读，有时在战斗间隙也会拿出来翻翻。他曾对通信员张洪远说：“没有文化干什么都难，等于睁眼瞎。我们天天打仗，不懂的事问不到先生，只有想办法多读些书，不懂就问书本。”

有一次，毛泽东寄给彭德怀一本列宁的《两个策略》。毛泽东还在上边用铅笔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随后，彭德怀又收到毛泽东寄的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在上面又写了几句话：“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后来，他撰写的《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等著作，对建设农村根据地、运动战原则等问题作了深刻的理论探索。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副总指挥。1940年，由他组织发动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等论著，就如何坚持持久抗战、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作了具体阐述。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在西北战场上指挥部队连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丰富发展了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思想。其间，他撰写的《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关于作战方针和军队建设》等著作，系统论述了建军、作战等问题。能写出这样一系列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章，与彭德怀坚持在逆境中读书是分不开的。

“庐山会议”后：暂别世间事，只读圣贤书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针对“浮夸风”写了一封被后世称作“万言书”的意见书而获罪，继而被罢官。

庐山会议批评彭德怀“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根本不太懂”，这深深触动了彭德怀。于是，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请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信上批示：“德怀同志在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认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做参观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做出适当决定”。10月13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同彭德怀谈话时，毛泽东又问彭德怀：“准备怎么学习？”彭德怀的回答是：“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中央党校近，希望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学习四年。”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并责成彭真、杨尚昆具体安排。他还建议：“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点头说：“同意。”

就这样，彭德怀搬出了居住7年的中南海住所，前往京郊的吴家花园。临别时，他对参谋景希珍说：“我给主席写信了，请求去当农民，边学习边劳动。”他让工作人员将他的元帅礼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统统上交。他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但是，书，一本都不能丢。”当景希珍把装了一车的物品送交管理科后又返回来时，只见彭德怀正在翻腾他们偷偷给他留下的几箱东西。他把几件好衣服拽了出来，把一些布置新居用的装饰品也都翻了出来，仅留下他认为最需要最宝贵的一大堆书籍。警卫参谋照他的话办，把他长期收藏的20多箱书，现代的、古代的，平装的、线装的，都搬到北京郊区的吴家花园新居。

在赋闲京郊吴家花园的那段日子里，彭德怀的精神是苦闷的。为了排除这些苦闷，他干脆不去想它，专心致志地读起书来。他的家就像个书屋：桌上、床上、柜子里、箱子里，到处都是书。那时，读书和劳动，成了他的主要乐趣。当他读到称心之作，常拿起书本，举在空中，自言自语地喊：“好！好！对极了，我拥护！”

在吴家花园，他读了一些哲学书，并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如杨献珍所著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所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苏联科学院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并作了大量的眉批和心得体会。例如，在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分析唯心主义的段落旁，彭德怀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的泥坑里。”

这些书籍，不仅充实了彭德怀的理论基础，同时他针对当时国家的状况，分析研究问题，力求找出解释和解决的方法。

“文革”中：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书

1965年，彭德怀被派往西南三线工作。临行前，毛泽东提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召开了一个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历数了彭德怀的功勋，然后说：“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着他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的发言，让受尽冤屈的彭德怀沉浸在多年不曾有过的快慰和惬意中，他跃跃欲试，想在有生之年再为国家和人民做点工作。在前往西南的途中，他又把从中南海带出的那20多箱书带在了身边。一到成都，彭德怀就积极投入了新的工作之中，又是听汇报，又是亲临各地视察，忙得不亦乐乎。

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彭德怀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首当其冲，又一次受到了冲击。十年浩劫中，彭德怀身遭厄运，但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书。他曾经对警卫参谋说：“我别的没有什么吩咐，就是惦记我那些书……”此后，彭德怀身陷囹圄，在狱中，他一直坚持看书，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还常写信给侄女彭梅魁，让她代购书籍。

彭德怀一生打仗无数，也读书无数，并且读得十分认真，读过的书大多都加满了批注。可遗憾的是，彭德怀当时所作的大量摘记和学习心得及带有大量眉批的书籍，都在1975年被付之一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