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汪东兴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同被召去的，还有负责王洪文随卫工作的孙凤山。汪东兴先简单地询问了一下钓鱼台“那几个人”的活动情况，接着就问：“王洪文有枪吗？他平时是不是随身带着？”
“王洪文有枪，手枪他平时并不带在身上。但有时他出去带着猎枪。”“唔。”汪东兴没再问。“枪”是警卫人员最敏感的，汪东兴过问王洪文的枪，这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开始有点数了。
也是在这天晚上，江青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她外出警卫的我打了招呼：明天，江青要去试乘二七机车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牵引车头。
第二天一大早，江青和二七机车车辆厂革委会的十余人一起乘上国产的内燃机牵引的火车，挂上了一节可以开会和会客的公务车厢，从北京始发到了保定附近。按江青的旨意，火车停在了于家庄的一个铁路专用线上，她睡了一觉。下午返
京途中，休息后的江青来了精神，组织随行全体人员学习中央1976年第四号文件，车厢不时漾起她的侃侃语流。
我以警卫安全不能疏忽为由，没有在车厢里听江青的说教。大致七八点钟的时候，火车返回到了北京车站，可江青的学习座谈还没有完，她不仅自己不下车，还不许别人下车。
江青这是要干什么呢？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借口安全问题下了车，我叫警卫参谋马清泉一次又一次地给汪东兴打电话，报告了不下五六次，请示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说：“知道了，她愿意什么时候下来，就什么时候下吧。你们耐心等着。”一直等到10点左右，江青终于离开了车站，回到她在中南海201的住所。201就在菊香书屋西北不远的春耦斋，新落成后，江青就更多地住在了这边，但钓鱼台的10号楼依旧为她所用。
在中国历史上必须大书一笔的10月6日来临了，但是江青并没有预感到，这是她仅存的自由时日。据主管中央领导层摄影的摄影师杜修贤记忆：这天下午，江青召集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在毛主席晚期居住的游泳池，学习《毛选》。
学习之后，她和大家合影留念。大概是还觉得不过瘾，她又带这些人去景山公园摘苹果，因此杜修贤那里留存下许多江青摘苹果的照片。是啊，十月是采摘的季节，“四人帮”也有些急不可耐地准备“采摘”了。直到晚霞染上天幕，江青才蹒跚而返。
我在这一天一过中午，就感觉到了不正常。汪东兴过一阵子，就通过他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至汪东兴同志处；派你的司机小王，到某某同志处，接上他送到汪东兴同志那里……
怎么回事，到汪东兴那里去干吗老用我们钓鱼台这边的车？汪东兴那里没车可调了吗？偏偏这一天我还不在班上。因为7月底唐山的大地震，北京受到了波及，我家住房的墙皮也被震得有些脱落。这两天钓鱼台管理处要对宿舍楼修葺粉刷，我就叫了几个同志到家里帮忙，为粉刷补修做准备。
大约到了下午5点左右，汪东兴突然直接打来了电话：“邬吉成，你在干什么呢？”“我正忙自家房屋的加固呢。”我回答。“你马上来，到南楼。”南楼，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家就在楼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办公室。
我当时干活干得灰头土脑的，从电话里听出汪东兴不容延迟的口吻，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洗涮了一下，换了一身军装，叫上司机小王直奔中南海南楼而去。我一走进汪东兴的房间，汪东兴马上就站起来了，说：“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我实话实说。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我的观察思考，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也看出来了，所以就没再费什么口舌，他眼睛直视着我，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我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里边和外边。
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意义的解说，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一个非凡的任务，就这么寥寥几个字就布置完了。
我事后才知道，汪东兴调度我的车，下午拉的人，都与这个非凡的任务相关。而且就在我到之前，汪东兴向张耀祠、武健华等布置了任务。张耀祠的任务是向江青宣布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并将她送到新的拘禁地点。
因为还没有吃饭，我到警卫处在东八所的食堂，抓了四个馒头，给了司机小王两个。我一边吃着，一边沿着中海西岸走向怀仁堂门前，仔细看了一下警卫布置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