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周恩来十分注意提高产品的质量，他多次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出批示，一再告诫对产品质量需要“提高警惕”，“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周恩来认为，现在主要是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不敢管，致使无政府主义泛滥。所以，他特别强调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把生产搞上去。
排除科教领域的极左干扰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他敢于碰硬，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科技界入手，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争取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1972年6月，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7月2日凌晨，周恩来会见杨振宁。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他还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提的意见，或者听了当耳边风更危险。7月14日，周恩来叮嘱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2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切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依据”，将这个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9月11日，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在教育上，周恩来勇敢地向“文革”中提出的“左”的教育制度进行挑战。1972年10月，他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可以边学习，边劳动。”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
人们都知道，“文革”中批判所谓“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行了一套“左”倾的教育政策。1971年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招生办法，不仅严重堵塞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升学之路，而且为“走后门”上大学敞开了方便之门。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周恩来在这个被视为“文革”重要成果的“规定”刚刚公布一年之际，就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论点，这不能说不是对“左”倾教育制度的一次勇敢的挑战。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要批透极左思潮”。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个报告，全篇渗透着“要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用以指导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他强调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