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检查。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罢，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驾驶员立刻送我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小时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
六
那一年，1974年，我与几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学。其中有一位是与我同年的杨海诚；他与我相同，服了两年兵役后才考上大学。这一年，以及次年，我两度陪他到乌来山区找他大伯父；为的是，海诚奉他父亲之命，到山里劝这位老人家下山养老。过去我便听父亲说过，海诚的大伯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一名虎将，仁安羌战役主攻的营长之一。老人住在曲尺山区一条山道的尽头，那原是一个矿场，后来被封闭，老人单独住在废弃的办公室中。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种食物过活：自己养的鸡，溪里的虾子与到处可采得的一种红色野菜。那时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龙活虎地修理鸡圈，教我们如何在溪中放虾笼。晚上，饭后两杯酒下肚，他委顿地卧在躺椅上，这时才像个近八十岁的老人。我这时已在历史系读了些中国近现代史，对远征军及仁安羌战役十分感兴趣。而这位杨伯伯，正是历史的见证，“口述历史”的绝佳采访对象。然而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他说来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他说，盟军要提供他们最好的武器，但他们只要迫击炮。他说，孙将军的部队将迫击炮使用得出神入化。他们便是如此，将炮弹吊射入日军躲藏的战壕中，让敌人没地方躲。听着听着，我不再是历史系的学生，又变成了当年眷村里听远征军故事的小孩。杨伯伯说，他认得父亲，“你爸爸在四平，守车站到邮局，那一仗打得漂亮！”但说到下山养老，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再吃国民党与蒋介石一口饭！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听说的：某某卖烧饼的、打煤球的，过去事实上是“国军”将领，丢掉大陆后，从此不肯向国民党、蒋介石低头讨饭吃，宁可过着清苦自食的日子。
七
我研究所毕业后，台湾进入一段所谓“后殖民时期”。二战前在台湾的日本人被歌颂为建设台湾的先锋，台湾民主法治的根源。相反地，由大陆来台的老兵们，或被认为是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或被骂为吃台湾米却心向大陆的叛徒。在政界与知识界，“转型正义”被喊得满天价响；其意是台湾要转型进步，就必须追究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的责任，要他们为正义付出代价。这又是另一场战争，所幸父亲已脱离了这人间战场。
后来在我30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的研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脚下踩着蚂蝗毒蛇穿过雨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维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