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怎么说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柳忠阳一家伙。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柳忠阳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还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那天听汇报做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除非我了解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详细的正式报道至今未见。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后来又有一件事使我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英明领袖”变成他的代名词。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庆参观，看到那里的展室对他大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现象一时间很多，我还记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广西日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华国锋为这张报纸题了报名，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有三个套红的报头，即除了报头套红外，华的题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红，还因为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报道要登头条，因此原来三版也改成头版，又多了一个套红报头，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
毛泽东有时也说了一些不要多宣传个人的话，但是实质上他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还说个人崇拜还是要一点的。因此我们的报纸、电台，就把批评“个人崇拜”改成批评“个人迷信”。其实这不是“崇拜”、“迷信”这种字眼上的问题，而是一种与民主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行为。
反对个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发扬民主，不充分发扬民主，那些不称职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决不了问题的。当了大官的人，特别当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帮人，这帮人的利益是与他们的上级或者上级的上级，分不开的。他们有各种办法使他们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接受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够体谅的。
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便是封建残余习惯，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社会中朝官、太监对待皇帝，师爷、皂隶对他们大老爷的通常的态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国演义》中的幕僚们的命运同他们的主人也结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泽东就继承那一套做法——当然在形式上改变了不少。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这几个字来接班的，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许多人对他大搞个人崇拜这件事，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害。也许那时他真的希望有人对他搞点个人崇拜，过过这种被崇拜的瘾。如果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太愚蠢了。就是对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人搞个人崇拜，只要形势一变，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并不是真心崇拜，不过是在利用他，想通了，这种滋味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认为在这方面华国锋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讲那样一篇话，是不容易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这一点至今也还有对华国锋的好评。
总的说来，我对华国锋有比较好的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他下台后，我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他，我对他总是很友好的，虽然我对他的有些主张曾经是坚决反对过的。
